农民工的“两国模型”

要说“盛世”中国，新生事物还真多，“农民工”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农民工”，就是身份是农民，而干非农务活的工人或服务人员。当然这也是中国特色了。这种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劳动者，有着它独有的内涵，在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找不到第二例。显然，它不同于自由的雇佣工人，但如将之等同于中国以往所出现过的“包身工”，又失之偏颇，毕竟，“农民工”拥有“包身工”所没有的一些人身权利。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甚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都没有考虑过“农民工”这一重要经济角色，将之纳入到它们的经济解释模型之中去。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身是不需要考虑“农民工”的，那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要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又不能忽略这一重要因素，因为这是中国经济最微观层面中最活跃的因素。

虽然可供选择的现成经济理论中没有 “农民工”这一基本概念，但我以为通过借用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仍然可以对“农民工”这一现象做出一些解释，前提是对中国的地域做一个分割，从而建立起一个经济模型，而这个经济模型是包含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中的。

我的解释模型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将中国视为两个“国家”，一为沿海，一为内陆。内陆“国家”为“农民工”输出国，沿海“国家”为“农民工”输入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农民工”近似地处理为沿海“国家”的“非法劳工”，因为“农民工”在沿海“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它国家的“非法劳工”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相似。这一点，我在下面再详细说明。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的解释。这样一来，就建立起了一个“非法劳工”的输入输出的两国经济模型。而这个模型在西方经济学中是现成的。如此，就可以据此来解释“农民工”，也就是“非法劳工”的输入输出，形式上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福利待遇、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等社会经济现象。

我先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可以将中国近似地处理为两个“国家”。按照现代国家理念，处于同一国家之下的不同地区及其国民，应当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与同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据其所在地区、身份、职业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大不相同，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太多了，不胜枚举，大家都知道。我也懒得列举。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下，中国的各个地区所拥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权利是大不相同的。沿海地区本身拥有地理优势，同时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与政策优惠，而内陆地区没有地理优势，同时却缺乏经济自主权与政策支持，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又被中央集权所控制而将其大部分利益转移到沿海地区。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引起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差距越发地不平衡。因而，根据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享有的经济权利、经济政策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我以为可以将中国简单地处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国家”来进行一些经济解释。

有了这样一个处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农民工”在沿海“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非法劳工”何其相似。对照一下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和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美国的“非法打工”者，就一目了然了。第一，它们虽然都间接地纳了税，为当地的公共财政做出了贡献，但都不享有所在地居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虽然在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还停留在形式上。但有个空头支票还是比没有强；第二，它们同样缺乏一些基本的人身权利，比如可能得通过非法入境，常常被执法人员所盘查，受到合法的暴力侵害，还可能被强制遣返；第三，当地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肯定是一点也享受不到，虽然它们或多或少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三，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比当地居民低得多，同工不同酬。这也正是要用“非法劳工”的两国经济模型来加以解释的现象。第四，它们都难以在当地定居下来。不同之处就是发达国家的“非法劳工”确实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在沿海“国家”的“农民工”则是法律和政策所允许和鼓励的。

同工不同酬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内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经济现象。但为什么在美国等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内，仍然会出现“非法劳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呢？对此，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进行解释。那就是“非法劳工”面临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选择。“非法劳工”放弃在发达国家打工的机会成本要远高于放弃在本国工作的机会成本，在当地完全可能找不工作，也就是机会成本为零。另一方面，由于他没有在发达国家合法的工作权益，“非法劳工”与当地居民面临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无法与当地劳动者进行公平的竞争，要求同工同酬。他只能与在本国的工作收益相比，只要在发达国家 “非法打工“的收益比在本国高许多就成，他就心甘情愿到发达国家“非法打工”，接受同工不同酬，接受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个经济模型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两个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二是劳动者受到身份歧视。如此，才能维持“非法劳工”的不断输出与输入。如果没有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劳动者的在本国与当地的机会成本就不会有太大差异，到外国去“非法打工”的吸引力就会降低。而如果没有身份歧视，成为了合法劳工，就会大大增强打工者的竞争力，就可以实现与当地居民同工同酬或相差甚小。

我们可以将沿海“国家”看成是同时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与内陆“国家”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而加以组合国家。这个“国家”之所以能长期维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在于其拥有的地理优势：一方面它面临发达国家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没有阻碍地源源不断地吸纳内陆“国家”的低廉的劳动力，将他们视为“非法劳工”，给它们以“非法劳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沿海“国家”之所以能长期只给“农民工”以“非法劳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却在于内陆“国家”长期在不平等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权利下得不到发展，缺乏教育的投入，缺乏对土地等其它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内陆“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没有得到丝毫地改善，缺乏基础设施的投入与产业投入，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产业得不成长，市场得不到发育，因而缺乏就业机会。从而迫使内陆“国家”的劳动者只得背进离乡，到沿海“国家”去“非法打工”，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挣取菲薄的但却了胜于无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最终结果与模式。

“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构想是不错，有战略眼光，但如果始终停留在这种以低劳动价值与国际资本相结合的阶段，就谬之千里了。这对沿海与内陆的经济都带来了重大伤害，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更是严重的伤害。也伤害了社会公正和带来许多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因素。如果没有一支稳定可靠，具有职业精神、拥有高技术和作业水平的产业工人队伍，沿海经济的发展将没有可靠的保障，只能停留在低质化的阶段。如果内陆地区始终主要扮演一个沿海地区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输送者，那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如果中国的经济化过程自始自终都伴随着“农民工”或者说在“农民工“手中完成，那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觉得这能成为现实。如果这样的工业化实现了的话，那也肯定是历史上最低劣的工业化。我也很难想象，如果中国不将大量的农民彻底转入工业和服务业，那中国的经济如何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也很难想象，广泛存在的由政府政策所决定的各种歧视与不公平现象不得到消除，中国如何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公正的社会。

让如“非法劳工”的“农民工”尽快成为过去吧！

 200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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