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道义撑起了一个“人的社会”

　　文/杨开亮  2009-12-30

　　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知识分子有足够的空间来生产知识和思想，引领社会进步，树立人伦典范，倡导正义良知，规范权力出轨，是所有文明国度的基本职责。宋太祖开国之初即颁布诏令并警戒后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仅此一句，竟使忧国忧民成为中国士人历久弥新的文化情节，成就了大宋王朝的二百多年的太平盛世和灿烂文明。国清才子贵，前提是政治清明，否则就是另一番景象——国浑才子贱。考历代王朝兴衰与才子贵贱之关系，始知古人不余欺也。抛开清浊不论，只要有知识分子发声，就能撑起一个“人的社会”。

　　坚守正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从屈原到范仲淹乃至龚自珍一脉相传的文化基因。联想到陈独秀在遭遇牢狱之灾时，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给予的道义支持，分明让人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忧患情结，至少在民国时代仍然余韵犹存。这种情结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尤为尽致。对一个既坐过满清大牢又出入北洋政府和民国监狱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来说，他对爱国的体验也许更加痛彻：“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他以一生的履历践行了自己的主张：“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为这种“行无愧咋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悲壮和牺牲而感到心痛和悲哀，我们更为当时知识界的良知和正义之举而感到欣慰和自惭。

　　1919年6月11日，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上散发传单被被捕。舆论一片哗然，《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民国日报》不仅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同时发表述评《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 黑暗势力猖獗》，《申报》痛斥逮捕陈独秀是新时代的文字狱，是“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省函电声援不绝。北京各高校师生包括刘师培等联名致函北洋政府要求放人。

　　社会各界也纷纷声援，中华工业协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团体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等纷纷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6月25日，中华工业协会在《时报》发表声明：“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敦促“立予释放”胡适还在《每周评论》撰文公开支持陈独秀。甚至连一向反对陈独秀的桐城派马伯通与姚叔节等也都联名声援陈独秀。

　　在强大的舆情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终于恢复自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伊默等文化名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以示庆贺。

　　自古英雄多磨难。陈独秀此后反复折腾，创建中共，旋即有被开除出党，从此扬弃共产学说，转入民主主义，结合同志，展开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32年10月15 日，陈独秀在租界又被捕了。

　　因此案属于政治性敏感案件，谁也不想接手这个案子，生怕留下骂名。17日，陈独秀等11人被押解至江苏高等法院驻上海第二分院收押，正式引渡给国民政府，18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达逮捕令，经过法院简单讯问案情后，吴铁城认为该案属于“危害民国”的性质，应移交南京军法从事。10月19日晚，陈独秀被押送南京，关进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法司的监狱。军法司经过审讯，认为该案虽属“危害民国”性质，但“与军事无关，又非现役军人”，故军法司无权管辖此案，拒绝受理。各方推诿之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为陈独秀免受军法制裁，特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最后蒋介石决定交付司法公开审理此案。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奔走营救，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列举陈独秀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材，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时评《陈独秀案》一文，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蒋介石“特赦”;胡适在北大做《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并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开释。

　　国际知名哲学家、作家、科学家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发来越洋电报请蒋介石释放陈独秀。爱因斯坦在电文中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

　　陈独秀下狱后，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监狱看望他，并许诺，只要他写一自白书，悔过反省，答应就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就可立即出狱。陈独秀严词拒绝，他对刘海粟说：“蒋介石要我悔过，我有什么可悔的。”

　　陈独秀身陷囹圄，但还是比较自由的。他可以跟一些社会名流随便交谈和通信。蔡元培、胡适等不少享有声望的人士纷纷为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却一一谢绝。大律师章士钊来到监狱要见陈独秀。陈独秀对传信人吼道：“不见!”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密友，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可是，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时，发生“三·一八”案，段政府对学生进行血腥镇 压，俩人从此交恶，陈独秀奋笔给章士钊写下绝交信：“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

　　章士钊冲进看守所责问：“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陈独秀回答：“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章士钊说：“世事沧桑，后人自有公论。为今之计，兄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

　　1933年4月1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案件。针对所谓“危害民国”罪，陈独秀针锋相对提出“政府并非国家”的主张。“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土地、主权、人民的总和，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以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国贼，则孙、黄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凡实行独裁政治的党派和政府，都应该打倒。莫说国民党，也包括托洛斯基主义者。余故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余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于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强加余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止，亦必高声抗议。”

　　真理压不过一党独裁下的法庭。陈独秀被处以有期徒刑13年，时隔年余，改判有期徒刑8年。抗战起，1937年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颗重磅炸弹在囚室前爆炸，陈独秀竟毫发未伤。回头望时，牢房已夷为平地。陈独秀的政治犯旋即开释。

　　陈独秀在监狱服刑期间，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政要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来狱中探视。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学生，先后三次探望慰问。国画大师刘海粟闻讯赶来，握住陈独秀的手连声说：“你伟大!你伟大!”蔡元培称赞陈独秀“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世易时移，物是人非。此情此境，让人联想起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凯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