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年的挖掘后，河南安阳西高穴村的东汉大墓终于被认定为曹操之墓。由于“七十二疑冢”的民间传说，长期以来，曹操陵墓成为一个有趣的谜题。地理线索与考古实证构成破解谜团的二重维度。

　　既然无法在墓中捡到曹操的身份证，那么本质上，对曹操墓的确认就是一个复杂的推理故事。

　　主笔◎李伟 记者◎李晶晶

　　挖掘曹操墓

　　在很长的时间里，潘伟斌的内心充满失望。

　　作为考古队的领队，他在挖掘启动前两年，就判断出这座西高穴村东汉大墓非同一般。但挖掘10个月后，却并未找到有价值的文物。没有证据之前，所有的分析也只能是猜想。

　　在某种意义上，考古有些像赌桌上的骰子游戏，在没有揭盅时，谁也无法断定输赢。

　　潘伟斌是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系，多年在野外从事一线工作。最近5年，他一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漳河南岸忙碌。南水北调工程总干渠从安丰乡的东部经过，考古队也赶来进行抢救性的挖掘保护。他主持的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的挖掘，入选了2007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2006年5月，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找到了在固岸村忙活的潘伟斌。贾振林告诉潘伟斌，西高穴村的一座古墓又被盗了，请潘伟斌过去看看。这座古墓位于村子南部的高台上，近年来已经被盗了好几次。每次被盗后，警察和村民都会把盗洞填上。

　　盗洞位于后墓室，里面堆了很高的淤土，所以并不是很深。潘伟斌和考古队员从盗洞钻进去初步勘查。他爬上来后，非常肯定地告诉贾振林，这是一座东汉末期的大墓，至少是王侯级别，甚至可能是帝王级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步判断？第一，墓葬结构特殊、规模很大。第二，墓砖的规格厚重，是定制的。第三，因为盗洞已经拆过墓壁，根据墓壁建造的方法，很像我们以前挖掘的汉墓。”潘伟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类似的墓葬他只在洛阳邙山上见过一处，那个墓葬也已被多次盗过，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这会是曹操的墓么？“墓的级别在那儿放着呢，我当时推测很可能是曹操的。”2006年，潘伟斌说他第一次钻进去后，就想到了那个死于近1800年前的三国魏王。此前两年，潘伟斌曾出版过一本学术书籍《魏晋南北朝隋陵》，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的皇帝陵墓。其中，他也对曹操的墓地进行了探讨。“我综合了一些专家的意见和判断，对于曹操墓的位置，我比较倾向于在漳河南岸的河南安丰乡境内。”潘伟斌告诉本刊记者。

　　但是潘伟斌说他并没想急于打开这个封闭了近1800年的地下宫殿，而是建议对盗洞回填，希望当地政府与派出所能重点保护，安排日常的巡查。

　　“我们的原则是就地保护，一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不建议挖掘。”潘伟斌告诉本刊记者，“挖掘了以后，有些文物不见得能比放在原始位置保护得更好。”近年来，河南考古队的工作都是配合基础建设进行抢救性挖掘，几乎不主动挖掘，“除非万不得已，再不挖掘，就被盗墓贼完全破坏了”。

　　尽管没有开始挖掘，但潘伟斌对墓主人的考证兴趣依旧浓厚。2007年，他在台湾《故宫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曹操陵计日可待》。文章比较系统地考证了曹操的生平、有关历史传说，以及最近的推理依据。

　　但是由于所在位置比较偏僻，保护困难大，这座东汉大墓两年来连续遭受盗扰。“有时候，盗洞被打开的时间都不知道，保护压力很大。后来派出所破获了4起盗墓案，抓获了38个盗墓贼，他们作案对象都是这个墓，警方还从盗墓贼手里收缴了画像石。”潘伟斌说，“我们认为，再不发掘的话，墓就要被彻底毁掉了。”

　　2008年11月，河南省文物局决定挖掘西高穴村东汉大墓。12月1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考古人员正式开始抢救性发掘。当天还在墓穴前进行了简单的发掘仪式。2009年4月，考古队还请来专家，制定、论证最科学的挖掘方案。

　　这座东汉大墓实际为两座墓，被推测为曹操墓的是二号墓，规模更大，挖掘难度相对较小。主要的挖掘工作也是在二号墓展开。

　　挖掘的进展并不快，工作量很大，考古队员大量的时间都在挖掘墓道。斜坡墓道的深度近40米，宽9.8米，最深处达地下15米。设计者对于墓道的安全措施考虑得非常周密，墓道全部用夯土层层夯筑，被全部塞满。墓门为一厚重石门，室门外砌了3道砖墙，总厚度达到1.2米。墓门非常坚固。

　　“经过发掘墓道后我们发现，墓道两壁逐级内收，一级级向下收缩，这说明墓规格非常高，而且能发现后来西晋墓的影子。所以这个墓应该是从东汉到魏晋过渡时期的形制。”潘伟斌说。

　　墓门被打开后，随着挖掘深入，墓室规模逐渐显露出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分为前后室和4个侧室。墓前室高达6.5米，后室为6.4米，相当于两层楼房高。每个墓室都有两个墓室，而且侧室的规模也非常大，比潘伟斌此前挖过的任何一座汉墓的侧室都大。而且，4个侧室的形式不一样。前室的北侧室形状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其他3个侧室都是南北向长方形。“4个侧室全都有石门封闭，墓砖长55厘米，重约50斤，墓室顶用奇形砖，所有的墓砖都是为这个墓专门烧造的。可见这个墓的建造和设计非常讲究。”潘伟斌说。

　　但是潘伟斌的心里仍旧感到发凉，他发现这座墓被盗扰了很多次，墓室已经被破坏，还能找到什么呢？“墓的规格那么高，形式那么复杂，我的想法是，不管是谁的墓，不管能否找到东西，我们也要把它清理出来，对墓葬信息进行全面综合了解，这些事情一定要做下来。这就是考古工作。至于到底墓主人是谁，让专家学者去判断吧。”

　　在没有获得发现之前，考古工作显得单调枯燥，往往这个时期又相当漫长，希望与失望轮转更替。但是不彻底挖下去，就永远不会有谜底。

　　墓室里堆满了淤土，足有3米多高，差不多占了墓室高度的一半。这些淤土拜历代盗墓贼所赐，他们打出盗洞后就把土推进墓内，既方便又不留痕迹。而保护者，则又用泥土封住盗洞。打开、封堵、再被打开，墓室里淤土就越积越多。

　　考古队必须把3米多高的淤土全部清理干净。那些一厘米一厘米小心清理下来的淤土也被仔细检查，进行网筛、水淘，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待大半个墓室已经清理出来，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差不多10个月过去了。考古队的工作似乎就是在挖土。

　　直到2009年10月，考古队在前室的前部找到了一块头骨。“头骨证明这里不是衣冠冢，不是空墓，而是真正有它的主人。”潘伟斌说。继续清理后陆续发现了一些陶器和铁器。还发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铁制铠甲，因为铠甲是鱼鳞状的，似乎应该有一个挂铁甲的架子。接下来又发现了断成几节的宝剑还有小刀。潘伟斌认为，兵器与铠甲的出现，说明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军事统帅。

　　进入到11月，考古队又挖掘出了石牌，上面刻着“魏”字，或者半个“魏”字。后来挖掘出几乎完整的石牌，“魏武王”几个字全部出现了。在一层层清理完后室的淤土后，逐渐挖掘出50多个石牌。这些石牌有些像博物馆里藏品的铭牌，上面写着各种东西的名称，似乎是应该挂在物品上。墓室中至少应该有一间仓库，储存主人常用的东西。而且从牌子上看，应该有很多的兵器，这就更加证实了关于军事统帅的身份推测。而作为陪葬品，这些兵器都可能是墓主人使用过的。

　　“从石牌上看，这些兵器已经很全了，不光是大戟大刀短矛。”潘伟斌告诉本刊记者，“有人说，这是不是魏武王赠给墓主的？我觉得不可能，赠一件两件可以，但不可能赠这么多。”

　　2009年12月13日，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的陪同下，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等十几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悄悄抵达安阳。他们再次前往墓穴现场，对已出土的文物进行反复研究和论证，其后他们来到安阳宾馆，闭门召开了“安阳县西高穴东汉大墓发掘专家座谈会”。经反复论证，专家们最终认定安阳西高穴东汉墓确为曹操墓。

　　证据中，既包括文献记载，也有文物证明，还有遗骨佐证。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结果。

　　事实上，对曹操墓的确认只是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端。与曹操墓紧邻的一号墓还未完成挖掘，那个墓主人是谁？谁能够有如此待遇与曹操抵足共眠？按照曹操的《终令》，他的墓附近应该有大量文武百官的陪葬群墓，那么附近一定会有个庞大的墓群，这些墓群能否找到？

　　“一旦曹操墓确定后，陵区内包含的许多项目，比如香堂、祈殿、陪葬区，这些地方都需要确认，而陵园周围界限在哪里，也要调查了解。”潘伟斌说。

　　面对全国蜂拥而至的媒体，潘伟斌并不愿接受采访。尽管他对曹操墓的寻找充满了兴趣，但他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搜索者，而不是判断者。“考古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你们应该多听听专家的分析。”他告诉本刊记者。

　　如同一个案件中的不同分工，潘伟斌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取证的警察，而非负责审判的法官。

　　村庄里的失落文明

　　曹操墓在西高穴村外南侧，再向南是一大片砖窑场，路两侧是深约2米的取土深坑。虽然这两年，政府已经不再允许村内取土烧砖，但此前烧的红砖还没有卖完，仍堆在窑坑里。时至元旦，曹操墓的新闻吸引了不少游客冒着严寒来看热闹，或开车或者结队骑自行车，浩浩荡荡蜂拥而至。这个豫北偏僻的小村庄由此变得十分热闹。

　　曹操墓的保卫工作已由地方政府接管，有警察持枪在门口守护，必须有专门证件才能出入。但门口的空地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摆摊做旅游生意的小贩。他卖的是书法作品，其中既包括曹操的《短歌行》，也有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准确地说，曹操墓的所在地西高穴村位于安阳市向西北行约20公里左右，漳河的南岸，北岸就是河北省邯郸的磁县。虽然与市区相去不远，但很多安阳本地人都对安丰乡一脸茫然，更别说西高穴村了，107国道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安丰乡指示牌。村长徐焕朝告诉我们，村子前这条柏油路还是2007年才修通的，此前只能开拖拉机进出。

　　曹操墓所在位置是一块村南的高台地，比村里其他地方都高出至少两三米，大概有20亩左右的面积。徐焕朝告诉我们，这20亩墓地曾由村里11户人家分割耕种，“那里很偏僻，平时都没什么人去的”。在村民眼中，那并不是一块好地，地势较高，很难灌溉。此外台地的三面都有沟壑，只有南面比较平坦，上去干活必须绕到南面。但这块劣田，却开始改变整个村庄的命运。

　　西高穴村有2500多人，徐和许是村中两大姓，村内平均每人能分到1.2亩地。村民外出务工多为跑卡车运输，或开三轮摩托，人均收入2000多元。漳河位于村子的北面，历史上附近村子的饮水与灌溉都依赖漳河。战国时，西门豹治理漳河所留下的遗迹现在还能看到，包括修砌河渠用的大青石，以及沉在淤泥下6米处的水闸。至今村庄附近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灌溉水渠。“漳河的水量不稳定，时大时小，有时半夜水就突然涨起来了，非常容易闹水患。以前清政府在这一带有驿站，由于漳河耽误了行程，是不会治罪的。”徐焕朝说。

　　由于西高穴村位于漳河的上游，河面比较窄，约400多米，老京汉铁路和南北国道都绕一大圈子从这里经过。直到1958年后，铁路与公路才改为走直线，通过现在的河南、河北的界桥——漳河大桥。目前村西侧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土路，向北直达漳河岸边，就是当年老京汉铁路铺轨处。1958年上游岳城水库竣工后，漳河的水就越来越少了，最近十几年已经断流。附近村庄的农业灌溉都依靠打井引水。

　　漳河是古邺城的母亲河，滋养着两岸古老的农业文明。古邺城遗址“三台”距离此处的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左右。

　　今年71岁的许作民老先生告诉我们，西高穴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而有意思的是，安阳当地很多村子的名字在宋朝《相州志》中都有全面而准确的记载，至今变化不大，有的只是音同字不同。

　　许作民退休前为安阳市地名办公室主任，是《中国地名大辞典·河南卷》的编写者之一。“这里地理记录的翔实程度，在全国都极其罕见。”许作民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安丰乡地区不仅曾是历史繁华处，历史文脉传承有序，而且地方管理非常细致。

　　安阳地区本来就是商朝的中心，而战国以后，囊括安阳北部地区的古邺城，是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自三国曹魏起到隋约400年间，后赵、冉魏、前魏、东魏、北齐等割据王朝的都城。

　　这一带首尾相连的普通村庄与1000多年前的辉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触目可及的古墓与文物。

　　“曹操墓西200多米，有一条土沟，叫冢子沟，沟边两侧就曾有很多古墓。”徐焕朝说。与墓有关的地名还包括小冢沟、冢古凸等。2005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丰乡固岸村古墓群进行发掘，3年中一共清理出300多个墓葬，以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为最多。

　　对于村民们来说，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秦砖汉瓦、陶片古钱曾经俯拾皆是，习以为常。犁地后或者下雨后都能露出很多。在采访期间，我们在河滩上也捡到了几个带花纹的陶片，后被专家鉴定为商朝早期物件碎片。

　　上世纪70年代，安丰乡在西高穴村开了一家窑厂烧砖。但是砖的价格却始终卖不上去，每块要便宜几分钱。“主要原因在于土中的杂质太多，挖出的泥土掺杂了大量的陶片、砖瓦。所以烧的砖也就不好了。”徐焕朝说。

　　西高穴村向西不到1公里是渔洋村。64岁的村会计龙振山是附近的一个著名人物，人称“土博士”。曹操墓发现后，来他家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走进龙振山家那间20多平方米的西厢房，观赏新石器的卜骨和陶片、商代的陶鬲、战国的鼎壶、汉代的耳杯、东魏的瓦片，到清代的小盘、明代的青花、宋代的瓷片、北齐的泥像。房子的门口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安丰乡渔洋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所”。这1000多件展品，都是龙振山30多年来从田间地头捡回来的。

　　1974年，渔洋村打算建一个苹果园，龙振山在挖树坑的时候挖出了一些陶坯。他很好奇，就找到安阳博物馆进行鉴定。“馆长告诉我，这是商代早期的，叫我注意收集。”龙振山说。此后，他开始迷上文物收藏。

　　1987年4月，龙振山在村西沟北岸发现一商代古墓，虽然已经坍塌，但尸体头部前的陶鬲依然保存完好，陶鬲内装有一兽骨，骨上还钻有一孔，经考察推论这是一贫民墓。另外还发现14枚表面光滑细腻的乳白色贝币，这些圆鼓形的海贝背部均有小孔和圆孔。考虑到贝币曾是我国早期货币之一，商代甲骨文中也有赐贝的记载，尤其是延续到我国现在的文字中，凡和货币有关的文字，大多有贝字旁，这更加吸引了龙振山研究早期商代历史的兴趣。

　　年复一年，日积月累，龙振山依靠村民的捐赠、地面采集、大雨冲刷暴露、群众平整土地扔弃，以及从垃圾中捡拾等方法收藏了各个时期的文物多达3000多件，从中选出1000多件在自家西厢房免费展览。

　　2003年，龙振山在《华夏考古》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这是他最得意的成果。龙振山通过对刚刚出土的《鲁潜墓志》的分析，断定曹操墓应该就在西高穴村附近。这篇文章最早完成于1999年，但由于他是个农民，一直没有受到杂志的重视。修改了30多遍后，才得以发表。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说对曹操墓位置的人。

　　高陵何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灵柩运回邺城，二月安葬。关于安葬的位置，《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高陵也就是曹操在《终令》和《遗令》中提到的西陵。历史文献除了对其葬于高陵外，其他记载都非常简略。

　　那么高陵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是所有曹操墓搜寻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许作民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他在安阳县地名办公室工作，正在进行全国地名普查，并准备参加编写《中国地名大辞典·河南卷》。他想知道历史上“高陵”的具体位置，并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走访。

　　“曹操墓的位置有诸多传说，各种文章考证结论各异，这使得他的埋葬地越来越扑朔迷离。不过只要认真查阅历史文献，仔细分析，还是能看出曹操陵墓的大致方位，也就是高陵的位置。”许作民说。

　　曹操生前所颁布的“遗嘱”——《终令》和《遗令》——是墓地寻找的出发点。

　　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在这条遗嘱中，曹操把自己的墓地设在西门豹祠以西的高地上，土地贫瘠，既不封土也不种树，甚至不留地上建筑，而且地势开阔，可以划出陪葬区，容纳大臣们的陪陵。

　　两年后，曹操死于洛阳，临死前又颁布《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还进一步交代家人：“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也就是西陵。高陵就是“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

　　曹操死后确实葬到了邺地，这一点遵照了他的遗令。“不仅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有记载，《三国志·魏志·贾逵传》、同书的《夏侯尚传》以及《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都一致。”许作民说。

　　而另一方面，曹操的葬礼是公开而盛大的。“所以并不存在设立七十二疑冢的可能。”潘伟斌说，“曹操的安葬是一件轰动天下的事情，当时后汉王朝的各诸侯国、友好国家甚至对手都派来了使者进行吊唁，不可能秘密进行。”关于出殡时的情景，魏文帝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中有生动的描写，曹操的丧事是按照当时丧葬制度严格执行的，采用了高搭灵棚、齐整的礼仪；出殡时更是在丧车上装饰羽葆，前排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手持仪仗的武士，组成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曹操确实葬在了高陵，而且高陵应该位于邺城铜雀台的西面高冈上了，并且不会太远，因为曹操希望铜雀台是他的祭台、享殿和纪念馆。

　　现在京珠高速公路的东侧，河北邯郸市临漳县邺镇北面的三台遗址，就是当年邺城铜雀台，这一点并无异议。高陵肯定在邺城铜雀台以西，也无异议。但是“西”则是一个大致方位，包括西北、正西和西南三个方向，那么高陵应该在哪个方向上？

　　许作民告诉我们，最早提到高陵的是在晋文学家左思的《魏都赋》中“墨井盐池，玄滋素液”的注释，晋张载为“墨井”(煤矿)作注说：“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墨井，深八丈。”由此可以知道高陵在邺西、伯阳城之东。

　　伯阳城是战国时魏国的边邑，《史记》中曾有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和魏国在豫北冀南是以漳河为界的，魏国在漳河之南，那么伯阳城也应该在漳河之南了。现在漳河南岸有清流村(原为安阳县属地，1953年划归河北磁县)，在原村(现村向南迁移了1公里)之西曾存在伯阳城遗址，今已被岳城水库淹没。村民言传该村有“白羊城、黑狗寨”，这白羊城就是被岳城水库淹没的伯阳城。

　　“如果伯阳城在漳河之南，按照推理，高陵也应该在漳河之南，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县境内了，决不会是在临漳县，也不会是在漳河之北的磁县。”许作民说。

　　按照许作民的考证，历史上漳河的流向是从西南向东北流的，而不是现在西向东流。“古时，漳河经过现在的漳河大桥的地方，就开始转向东北。”许作民说。曹操时代的邺城也该是在漳河南岸。漳河历史上多次改道，最后一次改道是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形成了现在的流向。

　　如果按照张载的注释分析，高陵位于漳河以南，那么它应该在邺城西南方向。

　　唐朝以前，所有对于曹操陵墓的叙述只有相对位置，而在唐朝典籍中首次出现了量化的位置。唐朝宰相李吉甫所著的《元和郡县图制》给出了答案。《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是一份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书籍。

　　《元和郡县图志》提到相州邺县时说：“故邺城，县东五十步。”也就是说，唐代的邺县在故邺城(曹魏邺城，北周焚毁)西50步的地方。这是个很短的距离。《元和郡县图志》还说，“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在这里，明确点出了曹操的“西陵”在邺县西30里方位。

　　许作民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邺县西，不是正西，更不是西北，只能是西南。因为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还曾提到过磁州滏阳县，即今磁县，其境域处于漳河之北。在唐时邺县的正西和正北，就到了磁州滏阳县境内了，超出了邺县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曹操墓不可能在现在漳河以北的磁县境内。

　　而另一方面，唐代的大量碑刻和墓志铭表明，西南30里区域，即现在安阳西北部属于唐朝时的邺县。在唐朝开元三年有《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开元七年有《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修定寺就是今天的安阳县西北的清凉山东侧的修定寺，说明邺县在唐代的地界往西到达了今天的清凉山(古代叫天城山)。清凉山位于现在安阳最西的磊口乡。

　　许作民的曹操陵墓在邺西南的推断最终被元代纳新的《河朔访古记》所证实。该书中提到曹操墓时说：“魏武帝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又说：“十二月，余登铜雀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这里所说的邺镇是指北宋熙宁五年废邺县后的邺县故城，仍在邺城西50步的地方。

　　许作民认为，综合前面的考证应该可以初步划出高陵的区域——邺城(先三台遗址)西南30里，漳河南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圆规，以三台遗址为中心，以30里为半径，在漳河那画一条线，安丰乡的西高穴村、东高穴村、渔洋村都在这条弧线的附近。

　　“现在西高穴村曹操墓的位置，距离古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3里。”潘伟斌对我们说。

　　为了验证实际距离，许作民搬出了一卷印有绝密字样、1975年发布的军事地图。从中挑出安阳北部的一张，用一把直尺测量，每厘米代表一华里。直尺的粗读数据为27～28厘米，也即意味着两地相距27～28华里。这与潘伟斌的数据相似，并与《元和郡县图制》的记载十分接近。

　　从这个角度看，西高穴村墓地位置符合高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