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申报需要的只是一点诚意和魄力

    文/孙立平

    重庆市开始在司法系统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举措，被舆论界视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但这种突破是指什么，是首先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升至省级机构层面？是对于申报的内容做了更为全面的规定？这些当然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最重要的是如下两点： 

    第一，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变成一种立法行动。参与这项制度设计并曾经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的韩德云指出，这次重庆试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个制度虽然是党内推动，但已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正式制度将在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后实施。这意味着这项制度将是一项地方性的法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这将是全国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确定财产申报制度的合法性。应当说，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变成一种立法行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官员行为的约束本来就应当由法律来实施。多少年来，此类规定往往以党内文件或政府规则的方式进行。只有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变成一种法律，至少是地方性法规，才可能具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二，公开化与社会监督。根据制度草案设计，担任这些岗位的官员的财产一年一次申报后，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查实申报不实者，就地免职。近年来，一些地方试点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名无实，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有效的突破。新疆阿勒泰的做法曾被称之为 “两本账”。浙江慈溪的做法是只在单位公示栏公示3天。这一次重庆的做法则是“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果实施真的能够不打折扣的话，我们总算在官员财产申报上看到一丝希望。 

　　其实，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本身没什么可说的。正如我多次强调的，这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诚意和魄力。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说起来是千条件万条件，但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诚意和魄力。就是说，关键是你想不想做，是真想做还是假想做。

　　我们的社会往往故作深沉。每次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呼声高涨，每次地方性的试点实施之后，就有专家学者故作深沉之状，开始论述条件和配套措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需要配套措施，如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制度。如果是在申报制度建立之后，努力进行上述制度建设，人们当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如果将这些配套措施当作前提甚至借口，或以为只有当这些配套措施具备了，才有可能实施申报制度，就大错特错了，结果只能是将这样一个重要的举措无限制地拖延。 

　　还是韩德云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记者在采访中问及对一些地级市试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看法的时候，韩德云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看好任何地市级别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早晚都会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关键的问题是公开化和社会监督。正如韩德云指出的，“有限”的公开肯定过不了关。实际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全可以“简单”甚至“简陋”一些，只要一些基本的规定就可以。只要这些“简单”甚至“简陋”的制度能够和公开化及社会舆论监督相配合，就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换言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需要的配套措施与其说是那些具体制度，不如说是公开和监督。当然，这不是说那些具体的配套制度不重要。更进一步说，整个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也是如此。公开化的缺位，社会和舆论监督的缺位，能够抵销所有内部化、神秘化反腐败措施的努力。这也是过去多少年反腐败难以奏效的真正症结所在。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