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笑蜀

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市民代表刘天晓因得不到发言机会而大怒，当场扔了水瓶，这只水瓶旋即引来媒体对听证会问题几乎铺天盖地的追踪和报道，犹如千万只水瓶共舞，一时颇为壮观。

听证会猫腻重重其实早是众所周知。这反映了当下的一个困境。政务公开是大方向，但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规定必须招投标吧，他有围标来化解；你规定必须听证吧，整个听证完全他自己主导，找来的听证代表实际上都是内部人，圈内听证，结果不望可知。权力通吃，强者通吃，任何通行有效的制约程序，到了我们这里似乎总会变味，不仅不能有效制约，反而徒然给人家作了政治包装，让人家可以进而披上公开透明的堂皇大氅，既赢了里子也有了面子。

难怪公众提到政务公开就往往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我们总看到一种苦笑，总听到一种声音，“有什么用呢？什么都不会改变”。言论的无力与无助，良知的无力与无助，似乎是普遍现象。世界上的道理本来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道理早已经说尽，不是不明白，而是特殊利益太大，道理的阳光难以阻遏特殊利益的诱惑。但凡遭遇特殊利益，道理往往只能甘拜下风。

但是，现实真如此苍白么？前途真如此黯淡么？那么一切的奋斗还有何意义？

这正是我们不能苟同的。我们的不苟同当然同样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而且每个理由也都有证据的坚实支撑。就说听证会吧，市民代表刘天晓的那只水瓶，不是马上引来媒体追问么？那只砸向地面的水瓶看起来对谁都没有杀伤力，但它引来的媒体追问，却吸引着亿万人的围观。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压力。这不，就在前几天，国家发改委，一直被认为是中央政府最强势的一个部委，不就专门为听证会问题发表系列文章，就公众质疑一一做出解释和说明么？你可以对他们的解释和说明大不满意，因为他们的解释和说明确实往往捉襟见肘。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围观起作用了，他们不能再视围观为无物，他们必须回应围观。这样的回应是不能轻视的，它意味着权力的傲慢终于还是有所克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应开启了民意跟政府互动的进程，可以引来公众的进一步质疑，发现更深层的问题。发改委对听证会问题的回应，就马上引来了公众对听证会程序的追问，客观上是把听证会问题的公共讨论推向了更高层次。

又岂止一个听证会问题。厦门PX事件中，散步的市民不就真的遇上了可说服的市长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风波中，散步的业主不也真的遇上了可说服的区委书记么？这两个事件不都实现了政府跟民众几近完美的双赢么？而起决定作用的，不正是言论的作用，良知的作用么？类似事件，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这正体现了我们时代跟过去最大的不同。过去我们最多只能耳语，只能牢骚。但耳语不能改变中国，牢骚不能改变中国。即便那些作恶者，私底下又何尝不是充满着耳语和牢骚？但耳语完了牢骚完了，回过头想作恶照样作恶，再多的耳语和牢骚对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掣肘。而今天最大的进步，正在于我们可以不止于耳语和牢骚，可以超越耳语和牢骚。一个公共舆论场早已经在中国着陆，汇聚着巨量的民间意见，整合着巨量的民间智力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做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即一个可以让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渐进地起作用的空间。每次鼠标点击都是一个响亮的鼓点，这鼓点正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我们时代最壮观的交响。

中国太大，中国太复杂，无论历史问题的累积，还是现实政治幅员的广阔以及政治变数的无穷组合与升级，都是举世无双。这样大而复杂的实体，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单一的力量能够一下改变。惟有用亿万人的围观，用亿万人的目光聚焦，来聚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探照灯，才能一点点穿透特殊利益的高墙，一点点地照亮我们的现实，一点点地照出我们的未来。别无选择。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身外的黑暗，而是自己内心的黑暗，那就是我们的容易失望，我们的沮丧，我们的缺乏信心、耐心和细心，我们的缺乏坚韧，轻言放弃，乃至自暴自弃。当遭遇不公的时候，不要只抱怨命运，而需要反躬自问：你像市民代表刘天晓那样扔过水瓶么？围观的亿万双眼睛中，常常有你的那双眼睛么？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