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我”

（一）   

    “我”字自古就有，甲骨文中“我”有兵器之形，意思是指一种兵器，也有解释为“以手持戈”；《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施身自谓也者，“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为我也”。意思是说将自己混杂于众人之中时所指的自己，就是“我”。可见“我”字本来含有“有别于众”、“以众鉴我”的意思。从“以手持戈”到“以众鉴我”都有一个根本的含义那就是必须在与众人（或者他人）的关联之中识别自我；所有的孩童牙牙学语都有一个由众及我的过程，一般都是先认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教他用手指一指自己说“我”，认识了“我”字也就开始确立“我”的概念；理解这个“我”字可以很简单，看一眼镜子就知道了，也可以很复杂，以至于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对人最殷切的忠告是“人啊，认识你自己!”哲人尚且以此为人生目标，可见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苏格拉底想要告诫人们的究竟是什么？

    对“我”的认识和确证是从“有别于众”开始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确立一个“众”作为参照，参照的基准不同导致对于“我”的认识的不同。在家庭中，“我”可能是父母的子女，也可能是子女的父母，在社会之中，“我”可能是官员、军人、民工、白领等等称谓，走出国门，“我”就是中国人了。人的存在的最大特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社会性，人是被无可选择的带到这个社会中来的，也是在不断被赋予了（或被强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属性之后开始自己的社会生活，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认可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属性。每个人的诸方面的社会属性综合在一起确立了这个人的社会身份，这个社会身份决定了自我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了自我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决定了自我可以拥有的社会资源——财富、荣耀或者其他。自我的一些社会属性是不可更改的，比如性别、种族等等，还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职业、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改变自我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追求。从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那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形象深刻的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生价值的理解就是改变自我的社会属性以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选择什么样的参照标准决定了自我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样的属性。以官场为标准追求的就是加官进爵，商贾求的是富可敌国，士大夫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寻常巷陌贩夫走卒之辈不过求个安康罢了。古往今来如愿者不是没有而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乞求获得资源的人却是熙熙攘攘，由此才有了世间的征伐倾轧、强取豪夺、欺世盗名。每个人都想要“我”之显赫，然而显赫之人毕竟是少数，想要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有一种办法抑制或者规范自我追求显赫的这种欲望。中国传统社会所采用的方式是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的结合，以家族为核心的纲常包装下的等级制度。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原本的意思是“有别于众”，儒家思想在众我之间楔进了另一个概念“家”，把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上升为一种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首先是在家族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家族地位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一般而言是不可能更改的，从这一点讲儒家学说将每一个人改变自我社会属性的原始冲动遏制了，一个人改变不了自我的社会属性也就不可能改变自我的一切，因此对自我的认识就是僵化的，就是消极的，就是颓废的。

    当然儒家并不这么解释，他们的解释是人生有积极的意义——光宗耀祖，个人需要奋斗，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家族的兴旺隆盛。儒家对人生的规划就成了“我”求贤明于家、家求闻达于世（众），这和“有别于众”的那个“我”相比已经相去甚远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使得中国人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发生了本质性的偏差，“家”的道德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我”的本质属性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丢失了，“我”的追求没有了，“我”的价值完全被家族覆盖了，“我”的意义成了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们呐喊封建礼教是“吃人”文化含义正在于此。在这种文化之下，每个人都无法确认真正的自“我”。没有了“我”当然就不是完整意义的人了。

（二）

    “我”是“有别于众”，这个不难理解，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缺少体系化宗教的文化，从而也缺少了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元素，那就是对人的共性的理解。在认识“我”字的过程中始终想要甄别的是“我”与众之不同，却没有意识到自我与众人相同的究竟是些什么；孩子们学到的都是“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好学生，却很少有谁学到了“我”是个人，这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缺憾。

    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基督教，基督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上帝通过亚当给所有的人赋予了共同的印记，这种印记就是所有人共同的属性，即人性。在西方文化中，“我”除了“有别于众”这层含义外，还有“有别于上帝”的含义，当一个人面对众人的时候意识到的应该是“我”，当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意识到的应该是“人”。基督徒做礼拜时总会说一句话：“感谢上帝赐予我智慧，赐予我爱”，可见智慧和情感就是所有人共有的属性，就是基本人性。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人们很容易认可一些基本的“人性”，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却极其薄弱。比如说“天赋人权”，西方文化之中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需要正争辩的理念，上帝赋予的一定是所有人都有的。可是中国文化却不同，中国文化之中没有共性意识，“龙生九子各个不同”，老天不会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孔子在论语中说：“仁者爱人”，所有儒学家都解释为仁者赋有爱人之心，情感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性。这个孔子还说了“为上知和下愚不移”，可见智慧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总有一些人天资聪慧或者天性愚钝。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有别于众”，忽略了“有别于天”这一个维度。“有别于众”使得人具有了个别性，而缺少“有别于天”的维度使得人缺少了对共性的认识。作为一个共同体，共性的东西越多越稳固，反之共性的东西越少越不稳固，不稳固的共同体统治成本一定很大。周代以礼治国，礼乐教化之邦因有别于乱邦而成为一统，其后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秦以暴政归于一统，秦人因法制国，虽成一统却滥施酷刑，成本不断加大终于崩溃；汉代汲取教训重拾周孔之学以礼教之邦确立大一统的共性基础，因此自汉至清，中国文化始终没有摆脱“华夷之辨”，确立中华一统的文化根基是华夷有别，两千年间多有反复，“华夷之辨”彰显则开疆扩土，“华夷之辨”式微则割疆失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意识到“洋人并非夷也”，“华”之优越感日渐衰落，想要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仅仅依靠“族”的共性是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文化上的共性，即共同认可的“人性”。可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教化不足以成为现代意义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因此才有了军阀割据的局面，49年以后，通过军事征服实现了相对的大一统，这次实现依靠的文化基础是“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所谓共同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按照这种理念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阶级共同性”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在这个共同体中只认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只是一个阶级，“阶级性”无论如何不能替代“人性”，没有了共同认可的“人性”，这个共同体的稳固就没有基础。没有了基础而想维持统治就必须不断不得加大统治成本。看看现在的权力核心构成就知道，开疆扩土之时军队的将帅处于权力的核心层，而现在的核心层只有警察机构的负责人了，就是说已经达到秦朝的统治成本了。

    海峡两岸问题就是明证，这边一直宣传同文同族，认为在“族性”的基础上可以完成一统，其实不然，这边认可的是“阶级性”，而“阶级性”不是对岸认可的。只有放弃“阶级性”才能寻找共同的“族性”。

    缺少人的共性的文化，是一种没有凝聚力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共性，而是说没有凝练成可以认知的、可以共栖的、可以体现在具体生活之中的文化表达。当我们的孩子们在认识“我”这个字的时候，不仅仅是理解为“我”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时理解为“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的时候，中国文化可能就有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了。

（三）

    “我”作为一个人，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生存，离群索居不是人的特性。置身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我”对一些社会资源享有了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享有权利也罢，承担义务也罢，前条件是“我”能够并且愿意作为主体存在。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非常模糊，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的这种文化体系。宗法制度之下一个人的义务往往不体现为个人的义务而体现为家族的义务，所有成员对光宗耀祖承担共同义务，多数人对家族事务没有什么权利，权力掌控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深陷一个义务笼统化、权利抽象化的尴尬境地。

    “我”有义务，而且有很多义务，孝悌为先忠君为本封妻荫子光耀门楣等等，可是这些义务是不是能够承担就另当别论了，这不是一种具体的义务而是一种笼统的义务，是不是孝悌是不是忠君也没有办法衡量，个人是否承担的义务和家族兴衰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我”有权利，可是这个权利落实在个人身上，“家有良田千顷，我占几分”，不知道。在这种文化体系当中，一个人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往往是强化义务淡化权利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必须承担什么义务必须做到什么，很少有人告诉孩子享有什么权利。家事如此国事亦然，忠君报国是每一个人的义务，至于权利对不起没有，运气好你有安享太平盛世的权利，除此无他。义务笼统化权利抽象化，是这个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在这种氛围之中一个人是无法正确识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当然就不能形成一种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文化，多数人推卸责任少数人滥用权力。少数人滥用权力是因为权力在个人手中而责任由众人承担，因此无所顾忌。当家族败落的时候、当王朝覆灭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是相互推诿责任，看不到哪一个具体的责任者，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心安理得的推卸掉自己的责任。看看当今社会的诸多事情就知道这一特点，教育改革也罢，国企脱困也罢，国足也罢，只有笼统的责任，没有具体的责任。这种都有责任却又都不承担责任的文化机制才是根本原因。

    笼统的义务等同于没有义务，一个人不承担责任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众人”，并且在此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是一种隐匿，在“大众”的帷幕下隐匿自己，避免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文化讲“法不责众”，一个人搬走广场的花朵叫偷窃，成千上万的人去搬花朵就都没有责任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就不理解这一点，乘势而为的袁大总统就深娴此道。成功者往往不是因为像曼德拉那样勇于承担责任，而是因为像斯大林那样善于把责任推给大众。在中国社会中生活，人们更关心“我”有什么权力，很少反省说“我”有什么责任。权力是“我”的，责任是大家的，这就是当今权力持有者的一致心态。

    什么时候，权力的持有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会真的想一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孩子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会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什么是自己的义务，我们国家就有了负责任的人，由敢于负责任的人构成的国家才有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四）

    “我”当然是指的一个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可是在命运面前却也还是显得那么脆弱和卑微，不要说自然灾害，不要说生老病死，仅仅是人世间的种种不公足以让一个人仰天长叹。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希望拥有的东西，健康、财富、荣耀，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实际拥有的和期望得到的之间还是有天壤之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差别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很多人都在忍受着这种折磨，那就是社会的灾难了。

    完全消除这种折磨几乎不可能，暴富对“我”来说只是梦幻而已，但是缓解折磨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在增加“我所有”几乎无望的社会，减少“我所想”就是一种共同的期望了。佛家讲“戒定慧”，道家说“知足常乐”，还有其他一些宗教或者准宗教，宗教一般都追求“无我”境界，对于减少折磨还是有效的。这些宗教都是在“我所想”上打主意，不过还有一种办法更高明的办法，就是在“我所有”上打主意，很简单，让“我”彻底变成“我没有”，只剩下“我想有”的幻想，你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飞翔吧，反正什么都没有。这种办法就是共产主义，所有的东西都共同拥有了，别人的都是“我”的，也就是说“我”的都是别人的，什么都没有了，从此不会再忍受折磨了。面对一个繁荣昌盛的世界，“我”可以拥有所有，多么美妙的感觉呀，不对，不是“我”，而是“我们”。可是“我”和“我们”之间的差别简直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差别还要遥远，想要在数以亿计的“我们”当中识别出真正的“我”完全没有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下岗工人，那么“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丝毫不意味着“我”有饭吃。这种社会好就好在用“我们”替代了“我”。几十年过去了，忽然明白过来，“我们”原来与“我”无关，“我军”手里的枪也会打“我”的，“我们”的喉舌原来没有长在“我”的嘴里。“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为我也”，一瞬间“我”已经被“众”融化掉了，没有“我”了，问苍茫大地：我呢？

（五）

    伸手摸摸“我”的脸，我还活着，虚惊一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确很辉煌，可是“我”没有了，看来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得找找“我”在哪儿？文革过去了，余大师摇身一变，那些都是“我们”干的，不是“我”干的，周济一定理直气壮的说教育衰败是因为“我们”，而不是因为“我”，眺望北朝鲜，所有人都会说“我们”没有办法，这不是“我”的事情，作为愤青们来说，即使“我”已经穷的只能干吃方便面了也一定要高喊“我们”把台湾灭了吧。

    原来，中国社会中的无数个“我”都躲在“我们”当中了。

    伸出手摸摸自己的脸，“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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