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所有弊病，所有乱象，无一不昭示人们：

要么抓紧改良或曰改革，要么拖到革命。

革命是快速解决问题，但在热兵器时代，革命代价太大，除非大量枪口转向。

改良是渐进解决问题，人民承受的煎熬和苦痛更长久，但大面积生灵涂炭的情况似可避免。

因此，如有改良可能，改良仍应是第一选择。改良最关键最根本的一环是政治改革，此一环不动，其它所有改革必然扭曲异化，异化为权力者独享的盛宴，导致社会矛盾愈益深重。目下的局势表明，从国家和民众的迫切需要而言，政改是一天都不能等了，因为滥权者已然随心所欲，腐败用触目惊心已难以形容，国库民脂已快被掏空，苦者已不堪其苦，权力与权利的斗争早已此起彼伏。

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改，竭泽式粗放式的经济模式没有任何改观的可能性，经济没有任何进入良性循环的可能性，腐败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公权力被滥用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民怨没有任何抚平的可能性。

但历史经验表明，无论经改还是政改，尤其是政改，假如上层不大力推动，则星星之火永远化不为燎原之势。

此是为何？

主因在于中国原有政治结构是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封闭的、固化的、金字塔形的集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上对下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只有上面松多少，下面才敢做多少。上面划了红线，下面无论如何“改革创新”，断不敢越过这条红线。而这条红线是否划得合适，该不该划，似乎全民并无什么发言权，也未经过公开论证。所谓大胆试大胆闯至今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一到政治领域就无比慎微。我们现在不敢搞政治特区，不敢把民主选举扩大到市县一级。即便是局限在村社一级的所谓基层民主改革，由于党领导一切的机制不变，这种民主改革往往是徒具形式，因为事实表明，改革后的村级组织并没有民主多少，民意的制约力比较有限，民意与党意、官意的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我看来，目前这种基层民主改革的搞法，并不能趟出中国政改的新局面。而且相对而言，大腐主要在中上层，基层多是中小腐，所以政改的重心本应在中上层，中上层改了，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基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中国需要政改，似乎傻子都已明白。但如此迟滞，显见其有巨大阻力。这种阻力不在民众，也不在学界，学界多数人是要求改革的。阻力主要在政界，在中上层。中上层有两种因素让他们难下政改决心。

第一、理念。过时的意识形态是政改的一大障碍。一是过时的社会主义观。邓说不要争姓社姓资，但骨子里有人还是要讲姓社姓资，一些教授级博导级人物也是这种意识。但他们心目中的“社”，不是民主公平自由意义上的“社”，而是列斯毛式的“社”，他们这种死脑筋一下子是转不过来的。政界有些人也是这种思维。二是过时的权力观。认为掌握权力比什么都重要。这完全是一种倒置理念，事实上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三是过时的稳定观。老感觉政改会导致不稳定，会乱，会西化分化什么的。我的看法是，一定程度上西化并无什么不好，经济和生活层面已西化得很多了。与其说西化，不如说人性化，国家的发展一定要人性化，只要人性化，讲人权，管你什么化，西化东化南化北化天化地化人们都乐意。至于分化，我的看法是拖到苏联一样的毒痈爆发才可能分化，早改革不会分化，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演变异于苏联，中国分化的可能性小得多。欧盟的发展表明，民主自由甚至会导致聚合，而不是必然导致分化。当然就算是分化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因为合也好分也好，怎么也好，都没有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感到自由和幸福来得重要。

第二、利益。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意识形态。现在官僚资产阶级越来越多，靠腐败攫取巨额财富的家族越来越多，这批人是改革的真正阻力。当今官场的真实现状是：一切为了利益。经济领域什么事都敢做是利益考量，政治领域什么事都不做也是利益考量。我感觉，上层如果所有人都是大官僚资产阶层，则让他们主动改革已无可能，他们会为拒绝政改找寻一切借口。如果部分主要人物还不是这样的阶层，则主动改革或许尚存一点可能性。

总之，以中国的体制结构，政治改革要有实质性深化，必须上层推动。上动，全体皆动；下动上不动，等于白动。而且改革必须抓紧，必须动真格，这是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目前高层有无政改动力，有无政改设想，有无政改蓝图，有无政改规划，有无开创精神，有无自我牺牲之勇气，有无拯黎民于水火之雄心，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旧体制已难以为继了，猪门酒肉臭熏十里，庶民血泪陈迹斑斑，中国模式已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