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1-27
文/杨 涛
前不久，我有幸旁听本市“两会”的人大代表分组讨论，听到这样一则“趣闻”：在分组讨论前，主持人先宣布了前一天出席人大会的情况，称缺席代表很多，市委领导很生气。市委副书记要求，所有缺席代表必须书面向大会秘书处作出说明，此外，明天起的会议，所有代表都必须出席，确需请假的，必须书面交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交市委组织部长批准。
应当说，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缺席“两会”的事情时有耳闻，而有关领导批评缺席代表、委员的声音也经常听到，有些省市甚至规定旷会多少次就取消其资格。但这种事发生在我身边，现象又如此严重，不由得引起我的深思。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议员缺席议会有什么制裁措施，但除非因为对大会某一事项不满，公开退席以作为抵制，很少听说议员仅因私事而经常缺席议会和议员大面积缺席。反倒常听说议员非常积极地参加议会，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为了某一议题甚至大打出手，开会热情特别高涨。怎么到了我们这里，代表如此懒散，如此不珍惜选民赋予其的代表资格呢？亲历了本市这次分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多少有了些答案。
分组讨论的代表要么是县长、书记，要么是局长、科长，要么是乡长、镇长，最差也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些“红花”只有极少数劳模或职工代表等“绿叶”陪衬。在讨论拆迁问题时，我听到大多数“红花”代表称拆迁户“漫天要价”，只有一片“绿叶”称：“把工作做到位，老百姓其实也是讲理的。”
接下来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这份工作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我表示赞同”，在花团锦簇的赞同声中，我听到的最多异议声不过是“人大常委会是否可以多组织代表视察”。这好比民主生活会上，上级要求下属提意见，结果下属说“领导的缺点就是工作太认真，晚上加班太多，不注重身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大多是“官员代表”，而这些“官员代表”又大多是“被代表”——不是选民选举产生的“被代表”，而是由上面摊派指标下来的“被代表”，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担任“代表”则是这些官员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他们到“两会”，下意识中就不过是表表态、举举手。
并且，他们的官员身份决定了事实上不方便监督上级。如果不是领导和上面强行要求，他们对“两会”兴致并不浓厚，要不家里有事干脆不来；要么来到市里、省城，抓紧时间会会上级和老朋友、老关系，或顺便招个商什么的。我看到人大会场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大概有个一二千人，一个代表加入进去，就像一颗小石头投入大河里，一个泡也起不来。我想，会不会是那些缺席代表认为，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举手、发言、提议案，既起不到任何作用，也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当然，我的这一猜测没有问过任何一名代表。
如果这样的分析有道理，那就不难理解市委领导的震怒了。本来，代表大面积缺席，该震怒的是市“人大”的领导而不是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因为他们是来接受监督的（理论上我国各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当地的“人大”而不是当地政府，也不是当地的执政党的分支、分部、党委。我国法律规定政府官员应该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楼主批注）。不过，也许在市委领导眼中，代表是他们指定下去的，所以，领导要营造一种团结、欢乐、祥和的面貌，营造人民代表积极参政、议政的气氛，表明在其治下有一股浓厚的民主氛围，代表当然必须准时参会。
也可能，在一些市委领导眼中，“两会”与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等并没有什么两样，代表既是代表更是官员，开完会后负有向下传达上级精神的任务，焉能随便缺席会议？所以，市委领导就要拿着鞭子撵代表们去开“两会”了？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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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民权者应“缓当”政协委员
文/刘洪波
重庆市政协委员王小波提出了一个建议，为增进青少年教育和安全，“在夫妻办理准生证的时候，就应该设置一个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的考核或考试，不达标就缓发准生证！”
这个建议是在重庆市政协正式提出的。参政议政，应该不是玩笑，但王小波委员这个建议，我看可以竞争世界上最佳政治笑话，只是它不仅可笑，而且可怖。
中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于是生育孩子有“准生证”制度。真正说来，生育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一种天然的权利。派发“准生证”，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要作解释，大概只能说社会不具备实行这一自由的条件，而且人们同意部分地让度这一权利，使之纳入社会管理。
但是，将个人生育意愿的施行置入到社会管理制度的控制之下，也只可以用于限制生育行为，并不附带其它功能。王小波委员的提议，却对生育控制进行了新的捆绑。按照“有比没有好”的说法，估计效果也不至于等于0，然而，哪怕这种做法能够“产生明显效果”，也是绝对的恶。这一建议的荒谬性，不在于其会产生何种青少年教育效果，而在于它对人的自由权利的蔑视。
这是一个绝对可以称之为“出损招”的献策。如果王小波委员的建议，是与市民打商量，那么，即使荒谬，还多少有一点“民本”的意思，因为那表明建议者还知道生育权利属于个人，他做的只是劝说人们再度让度自己的权利。但王小波委员的建议是直接提供给权力方的，他建议权力方采取措施，为“准生证”添加生育管理之外的内容，成为直接进行道德和观念控制的手段，如果人们不能达到设定的要求，那么就要剥夺其生育的权利。
报道说，“王小波告诉记者，这个并不是强硬的措施，主要是为促进家长主动学习，直到补考合格后就可以发证”。固然“缓发准生证”，不是“不发准生证”，然而“缓发”与“不发”有区别吗？这不是强硬的措施，什么才是强硬的措施，难道把人捉进牢里去才是强制措施？人们为了拿到准生证而不断应对家庭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测试，这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学习”？“直到补考合格”，谢天谢地，测试不是一次性的，否则人口控制就一次成型了。然而，考不过不准生育，这却是世界上最专制的权力也想不出来的套路。这样的建议可以堂而皇之在政治协商中出现，恐怕没有什么建议是不可以提的了，只要建议者觉得“有利于社会管理”就行。
重庆的政协委员，开的是重庆的政协会议，提出的建议也只考虑限制重庆人的行为，无论从政治的地方性，还是结果的可能影响范围，只要重庆人去作反应就行了。我不是重庆人，只需要看看笑话，并且心理上感受一下建议被采纳的可怕气氛。政协委员，固然可以畅所欲言，提任何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建议，而不必受到法律的控诉。然而，毕竟政协委员是一种政治职务，作为一个政治人，并非不需要为其言行承担政治后果，这种藐视民权、曲意承欢而又貌似大义的政治献策行为，一旦公之天下，难道建议人还有颜面继续政治生涯吗，果然如此，其政治伦理、政治羞耻与政治道德又合格不合格呢？
每年从全国到地方的两会，都会出现“雷人”建议或语录，其中既有大力推进公民权利的，也有一些背离公民基本权利，笼统地称之为“雷人”，实在是混淆是非。如通过增加生活成本提高城市门槛从而限制人口流入之类的建议，难道不是逆流，难道有基本的“政治正确性”？敢言是要对制约权力无所畏惧而非对削弱民权无所忌惮，代表委员的“言论豁免”是豁免法律责任而非不承担对公民所委托的政治责任。
我想，不是“道德测试不合格者应缓发准生证”，而是无视民权者应缓当或者不当政协委员。不过，我看到王小波委员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任重庆市垫江县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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