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朱清时委员：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事，也是钱学森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伟岳委员：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一名科学家如果想申请“攻关”某项国家级课题，首先要做的很可能是拎着礼物，踏上进京的道路，先去“公关”。

　　过去，人们常将地方官员到中央部委争取项目和资金称为“跑部钱进”。如今，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学术界。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科技界潜规则。“只要搞好关系就行了，我们许多的官员就吃这一套。”张伟平说。

　　看不惯送礼、公关之风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院士，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社会调查，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能够真正用在科研攻关上的时间是多少？”

　　不会走后门，就屡遭闷棍

　　自2007年回国执教以后，著名的神经科学家饶毅教授一共申请了3个科研项目，其中两个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评审组的间接反馈是：谁让饶毅不联系我们、不尊重我们？

　　这种“尊重”，与饶毅理解的“尊重”有本质区别。在他看来，不联系才是尊重。如果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明显不符合国际惯例。

　　这位“海归”科学家只能在个人博客上总结：回国后的经历表明，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有后台的，尽管科学记录并不很好，却也不难得到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丁伟岳院士是一位著名数学家，时常受邀参与一些科研项目的评审。有时，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入选评审组的时候，就已有申请者托人带话给他，希望得到照顾。

　　“他们‘跑部钱进’嘛，整天在部里头跑，探听到了评审组的名单。”丁伟岳说，“你只要不公布这个名单，这些事情可以杜绝。为什么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连这点秘密都保不住呢？”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亦有类似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被评审者怎么就能在评审前，找到评委的联系方式，并飞到我这里特地来拉感情，送东西。”

　　最让这位委员不能接受的是，这些不速之客常常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塞满了钱。

　　这位评委后来被训练得很“警觉”。只要人家递上纸袋，他也不顾礼貌与否，立刻打开纸袋查看，如果发现有钱，当场返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邢新会说，有人这么做了，其他人就会感受到压力；当大家都这么做时，谁要是独善其身，申请项目的危险就会加大。

　　每到过年过节，是公关活动的旺季。邢新会说，很多人打着拜年的名义去“走访”一些国家重要科研计划比如“973计划”的评审专家，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惜亲自挂帅。

　　“一个学校能够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话，对学校的地位的提升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政绩他会帮你去跑，拉关系，施加影响。”丁伟岳院士解释。

　　科学家成了“老板” 官员成了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委员很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名气，没有钱，有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天，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是，最近这二三十年，这个价值观颠倒了。现在搞科研的人，钱已经变成目的。研究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已无关紧要。

　　“科研经费不再是为科研服务的东西，而是变成目标本身。”朱清时委员说。他说，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加强了对学术界的量化考核，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指标。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

　　很多单位也把科研经费多少当作评价标准。朱清时委员说，哪个单位接受评估，总是要强调自己有多么雄厚的科研经费。在个人职称评审中，科研经费多少也成为一个衡量标准。

　　为了获得经费，人们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在评审过程和人际关系上运作。

　　朱清时委员惋惜地说，他认识的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回国后都变成了“老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会、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反而没有时间做最应该做的科研。

　　“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斗志，搅到与钱有关的各种事情中。可悲就在这里，他们忘了自己是做什么的。”朱清时委员说，“搞科研就应该牢牢记住，把研究做得最好，把内涵做到最佳，需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钱太多了有时会起负面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官员门路多，“公关”能力强，因此很容易取得重要项目，甚至成为“牵头”的“首席科学家”。

　　丁伟岳告诉记者，有一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就引起了争议，“很多人都对结果不能理解”，觉得难以服众。在这一年，“杰青基金”的获得者中不少是大学校长。

　　戚发轫院士注意到，如今很多科技奖励的获奖人都是官员。“我们当年，年轻人得奖，领导普遍都不参加，现在，领导都排在前面了。”

　　向“钱”看，你还想世界一流？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一个做法，让很多同行称道。在他领导的研究所，不鼓励经费过多。有人要申请经费，先向他报告，由他来判断，只有确实需要，才会提出申请。

　　“他代表国内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意识。做研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深度和能力。”朱清时委员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王志新委员告诉记者，国际学术界是有规范的，当一个题目申请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后，再以此去申请第二笔经费，往往会被拒绝。而申请和评审过程中，无论是评委还是申请人，都有严格的规避原则。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邢新会委员专门反映了人情项目的问题：“近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评审中，动辄找人，更有甚者科研单位领导牵头集体找人、重关系轻水平、‘政治挂帅’的不健康风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严重影响着科研项目评审的公平性，抑制了科研创新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是中国科研最致命的一件事情。也是钱学森先生说的中国没有拔尖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朱清时委员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伟岳院士痛心地说：“我们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各种基金项目越来越多，大家向‘钱’看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问题。这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绝对不利，以后没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一天到晚想去钻营，你还想世界一流？不入流了！”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