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三大举措背后有新期待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3-14
2009年是反腐败行动丰收年。“官员财产申报试点”、“打黑反腐撕裂官黑勾结”、“网络反腐纳入官方体制”，这三大举措揭示中国反腐败正向纵深推进。两会期间，龚佳禾、乔汉荣、周绪红、汤维建、李义虎、于沛六位代表、委员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并提出了反腐败三大举措背后的新期待。
“官员财产申报”能否从破冰走向融冰?
背景:2009年伊始，新疆阿勒泰地区在该区廉政网上公布了包括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千余名官员个人财产申报情况。一个月之后，浙江省慈溪市推行干部廉政情况公示制度，全市大部分副局级和局级官员的家庭财产、亲属从业等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对“坚决执行”的表述非常赞同。“这既是对党和人民忠诚的表现，也是公职人员理所应当做的。合法途径获得的财产，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报告呢?”周绪红说。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看来，“官员财产报告规定”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很大差别。报告是党纪规定，而申报则是法律概念。目前，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仅是对特定情况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其应负法律责任的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应该说明其来源，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汤维建表示，与上述刑法规定相比，一般性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更有利于消除官员侥幸心理，提高官员廉洁自律性，进而构建廉洁政府。应尽快建立一般性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2009年官员财产申报试点只能说明这一制度才刚刚开始萌芽，希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进，同时制定金融监控机制、法律责任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加强这一制度的执行力，让‘制度反腐’充分发挥威力。”汤维建说。
“打黑反腐”能否继续推动稳妥进行?
背景:2009年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尤以重庆显赫。打黑至今，重庆警方端掉了14个大型黑恶犯罪团伙，近3000名涉黑人员被缉拿归案，陈明亮、岳村、黎强等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先后被警方执行逮捕。司法行政序列的涉黑贪腐官员已成网状勾连，“官黑勾结”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被打掉的涉黑团伙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在分析“打黑”与“反腐”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认为，黑恶势力与公权力不断进行“权”和“利”的互换，分享非法所得。如果没有官方“保护伞”，黑恶势力便无立足之地。在“打黑”与“反腐”这对关系中，反腐是根本，打黑是为了反腐。
针对重庆打黑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声音以及李庄案的质疑，李义虎表示，打黑反腐深入进行，肯定要触及部分人的利益，会引起一些反应甚至是反弹。只要打黑反腐总体上顺应民意，过程上符合法律程序，就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黑恶势力是经济发展中的毒瘤，一定要果断割除，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值得的。”李义虎说。
如何加强打黑除恶长效机制建设?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乔汉荣提出，一方面要加强各政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进行政法人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也要从制度上完善监督制衡的机制，从法律上完善检察机关监督的方式方法，为强化法律监督、实现公平正义创造更为优良的条件。
“网络反腐提速”能否应对网络负面影响?
背景:2009年10月，因一包天价烟被网民揪出的周久耕案落下帷幕，这位原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被判刑十一年。周久耕案成为网络反腐时代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案例。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官方认可，《中国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2009年6月，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投入使用。2009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
互联网以开放、交互、共享为特点，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教授认为，“网络反腐”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网络反腐”以其公开、快捷、经济、保密等特性，在反腐败斗争中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是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补充，是反腐败事业的新方式。反腐机构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效用，努力实现反腐与网络的良性互动，这表明“网络反腐”已经进入官方反腐体制。
于沛同时强调，有必要对“网络反腐”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相关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得当，会侵害到被举报人甚至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给反腐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反腐机构要在网络反腐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网络反腐治理制度。
于沛的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的呼应。龚佳禾认为，网络信息海量且真假难辨，检察机关如何理性、准确地在网络信息中找出反腐线索，还有一个“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的执法能力与司法需求的增长不相适应，我们的执法方式在网络普及的新潮流中也处于比较脆弱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健全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分析、转办、答复和监督机制，学会及时发现、判断、应对网络反腐舆情。（刘卉）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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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房地产跟足球一样 腐败不除问题不解
据瞭望东方周刊 从地方到全国，房子问题无疑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第一大话题。说房子已成为亿万国人的头等大事，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那么，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破解？《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此问题、并以敢言著称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美国归来的地产商说：在美国利润15%，回国150%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出在哪里？
任玉岭：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应该从解决腐败入手，这是一个要害。就像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从10年前的世界41名变到了现在的97名，原因在哪？花钱少吗？人员少吗？为什么老在往后退？最后知道了，是因为腐败。
今年1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平稳发展的通知，内容切中要害。但这次通知能否很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能否确保。过去几年为抑制房价飙升，出台了不少通知和文件，但每出台一次文件都迎来一次房价增长。这和当年药品的情况类似，国家降一次药价，药价就迎来一次增长。
我们今天的房地产业，说穿了，就跟足球和当年的药价是一样的。房地产的腐败一天不除，中央关于房地产政策的推动就难以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据你观察，房地产腐败问题到了怎样一个程度？
任玉岭：应该说相当严重，甚至是积重难返。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原省长李嘉廷、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统统倒在房地产问题上。
我18年来亲眼目睹的一些情况，也同样反映出这个领域的腐败大得不得了。一般情况下，凡是高利润领域都是最易出现腐败的地方。房地产正是如此。
20年前我在广西北海当副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房地产领域因为有暴利，必然要出现高腐败。当年北海一个管土地的科长出了问题，然后就换了一个工作比较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来接替，结果他上台不到半年，床底下就被搜出300多万的现金。他临上“断头台”的时候，这300多万还没有动，有的上面夹着名片，他甚至都没有打开过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干六个月就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利润太高了。
举一个我知道的老板的例子。他当时拿了一张图，说要建一个什么中心，就在北海拿到了20亩地，每亩地划拨价10万元，20亩地是200万。可是外面的市场价是80万一亩，他倒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了1600万。他付出200万的成本之后还剩1400万。从这个老板手中买地的人少带了300万，给他写了个欠条。也就是说，这个老板手里有1100万，除去打点各个方面以后，还有1000万，很快他就成了千万富翁。后来那个欠他300万的人因为买房子买亏了，在泡沫之后垮了下去，一无所有。这个老板就说算了吧，把300万元欠条当着欠款人的面给撕掉了。就这么简单，300万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钱赚得太容易了。
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两个在1997年下海做房地产。一个人借了30万元起家，一个人借了500万元起家。后者在9年后的2006年已经进入了中国财富100强的前几名；而前者，在2005年的一个公开场合，讲他的净资产已经达到25个亿。
所以有些人说房地产没有暴利，那是不顾事实的，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亲自交往的朋友，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围绕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任玉岭：的确是这样。我有一次在清华大学讲课，有学生跟我说，前一天有个官员来给他们讲，说房地产的利润最多是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怀疑是有人被收买了。
我还知道，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售房的人告诉我，某经济适用房小区有一栋位置最好面临花园的大楼，总面积不少于20000平方米，整栋送给了某个主管单位，因此，院内百姓都称这座楼为“腐败楼”。八年多过去了，这栋楼还有很多户没入住。
房地产实际利润如何呢？我2007年春节在北京贵宾楼一个宴会上专门调查了两个房地产老板。我问一个国有成分占主要比例的企业老板，你们的利润有没有100%？他当时说何止100%！
我又问另外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房地产老板，他说他在美国的利润是在15%上下，回到国内就达到150%。
应该把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内部的商业贿赂，作为纪检部门查处的重点。这将是解决广大百姓住房困难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在中国没有房子住被认为是最大痛苦
《瞭望东方周刊》：破除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些因素也同样属于根子上的原因，比如土地财政的问题。
任玉岭：根治房地产问题，我认为现在有三个方面的观念需要解决。第一个观念，房地产涉及60多个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行业。谁都担心房地产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经济发展。那些特别关注GDP的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实际上，现在“保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很有可能保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被腐蚀的某些干部的利益。
那么，房地产要不要保？我认为一定要保。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只要端正认识，瞄准市场去建房，就一定能保证房地产的稳定发展。
我们有1.4亿农民工在城市，有上千万、甚至更多的由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他们对住房嗷嗷待哺。如果我们把建什么样的房地产、为谁建房的问题妥善解决了，房地产就必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搞得好，不仅不会下滑，而且会有大发展，不仅不会影响GDP的增长，而且会使GDP的增量更有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其他两个要改变的观念是什么？
任玉岭：第二个就是土地财政。必须解决好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没有靠土地来发展经济，而是靠创新思维、靠改革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可能再没有土地可以保政府的财政了。因此，现在依靠土地来维持、促进财政增收的做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现在北京、上海财政的很大比例是靠土地提供的，这样怎么能够降低城市门槛？怎么能够解决广大城市居民没有住房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让老百姓在土地上受益，一定要遏制通过土地获得财政收益的巨大冲动。
第三个问题，就是建房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在报纸上喊中国人不需要有自己的住房，说外国人很多都不要自己的住房。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没有把自己放到群众之中。中国人与外国人不一样。首先，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安居乐业”，另一个叫“流离失所”。在中国一旦没有房子，就是最大的痛苦。远在1500年前，杜甫就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毛泽东也曾经专门书写过这句话。这句话现在被新加坡的住房部门拿去，作为他们的局训。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国家新建一个科研机构或一所大学，都要想尽办法在周围建一些宿舍。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很多研究所，又如北京学院路的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吃完晚饭就上实验室，有时晚上的工作时间比白天还多。我们现在的科技资金成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为什么还与诺贝尔奖无缘？我认为是与我们很多的安排，与很多年轻人没有固定居所是有直接关系的。居住在几十公里以外，路上要消耗几个小时，怎么能够安心？怎么能有更多的时间钻研问题呢？
要使大家居有恒，并不是说一定要拥有房产权。我一直主张要大量兴建廉租房，多到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租给你。到这种程度，房地产也会得到大发展，人民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还有，由于没有住所，很多农民工夫妻同在一个城市，却不能在一起生活。也因为没有房子，有很多农民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乡。广州前几年曾有一个报纸报道，63%的已婚农民工常年没有夫妻生活。我在金华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市的市长告诉我，农民工因为没有自己的居所，夫妻在树林里做爱还被公安局给抓了。这个例子虽然小，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儿童，现在有两千多万儿童留在农村，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房子，没有便宜房子。这就为我们的社会不仅带来了今天的问题，而且会带来明天的问题。最近有专门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很多与缺乏双亲的照顾和教育直接相关。
房地产不可背离广大百姓的基本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在现实中怎么才能实现你所说的这几个突破？
任玉岭：最重要的，土地要与保障性住房紧密配套。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就一定要解决好土地的廉价供应问题。土地本来是国家的，从农民手里取过来的时候价钱很低，一些中等城市收农民一亩地才给几百元。就是因为倒了一手，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必须要杀这股风否则保障性住房无法改善。
现在为什么一些老板囤积土地，或者倒卖土地，甚至包括一些国企？就是因为土地在迅速升值。我们应该遏制土地升值。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完全可以掌握土地的命运。但就因为刚才说的腐败在作祟，土地不断被倒手或囤积，等待高价。
由于腐败问题，造成土地管理失控。土地的倒卖是失控的，土地的价格也是失控的。我不相信政府没有这个权威，管不住土地。问题是不下功夫去管，而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第二个，住房建设管理应该公开透明。
2006年我曾经到温州苍南县去做过一个调查，有一个面积为28万平米的小区，土地是政府提供的，住房售价才610到630元/平方米。由此看出中国住房的建安成本是很低的。我去问这个建小区的老板，他说净得八九百万。可见只要土地价格控制住，建房的成本并不是太高。
因此，我认为，要建房就应该请老百姓、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核定建筑成本，然后按照这个成本和应该给开发商的合理利润进行招标。现在老百姓心里没有数，开发商怎么说怎么是，少数的管理部门也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也讲建筑成本如何之高，却不愿意去核定这个成本。而在招标的时候也多是走路子，就不可能真正把成本降下来。
因此，解决住房问题并不是太难，现在的问题就是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纠缠着，动不得、走不得、行不得。
我是看好中国的房地产发展的，因为需求巨大。但是如果背离这个刚性需求，那么只能走向泡沫化。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房地产现存的问题，一味地支持既得利益者，那么房地产的泡沫必然有一天要彻底破灭，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将不可设想。
每户最多两套住房
《瞭望东方周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你有何建议？
任玉岭：第一要使中国的住房，不管是高官还是百姓，都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学习韩国的做法，原则上一户一套，最多两套。异地购置住房不能超过一套。比如我可能在天津拥有一套住房，现在到北京来工作，那可以在北京拥有一套，但不能在广州或者上海等地方再有。因为中国的土地比较紧缺，人们不能无限制地拥有住房。另外，在别墅的建设上，国家已经下过几次决心禁止，但没有止住，原因也是腐败。我认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建别墅不应批准。
第二，为了实现一户不超过两套住房，还要对住房有一个统一的、按身份证号码进行管理的机制。每套住房都应按身份证号入网。这样既可以查清在这方面的腐败问题，又可以约束一些人购买多套住房。现在我们的网络很方便，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第三，对外国人或者是华侨在国内购房要有价格限制。要通过价格和物业税进行调控，调节热钱在中国的购房。既然你生活在发达国家，收入比中国高几十倍，我们就应该有特别的政策。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做调查的时候，给我当导游、司机的人前后有十个，其中八个都在中国购了房，最多的买了四套，而且主要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他们都是在国外拿绿卡的华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第四，对土地管理，我们已经有文件，就是2007年的27号文件，规定70%的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30%的土地用于商业住房。我们应该严守这条界线。对70%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应该低于商品房十倍甚至二十倍的价格。这是使保障性住房面向刚性需求的根本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70%的保障性比例其合理性何在？
任玉岭：我国第一次开征个人所得税时，有一个报道，当时说达到1600元纳税标准的人的比例是21%，也就是说79%的人月收入达不到1600元。这是2005年的事。第二次，2007年，起征点变成2000元后，也有一个报道，说应该纳税的人达到20%，也就是说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还占80%。
我们不按80%考虑，拿出中间10%作为一个缓冲，减掉这部分也就是70%，这符合中国工薪阶层占比的实际。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房价多少钱才是合理的？
任玉岭：我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达到纳税水平的80%的人，月收入水平2000元，一年是2.4万。住房在国外一般是年收入的3到5倍，我们按照6倍来算---这个收入不是跟亿万富翁来平均，是按未纳税的人的收入来计算。按照这个收入，房价大约是14.4万。
再一个就是要在城市的东西南北中，繁华与非繁华的地方都应该有保障性住房的安置。不要都安排到远郊区，几十公里之外去。应该让有车一族往外走，没车族在工作场所附近能有住房。
还有一点，现在的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只对有户籍的人开放，这是不妥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这个城市工作，就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特别是廉租房，只要有需求的都应尽可能保证供应。 （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李晓明）
[新华网]
政府介入商业拆迁引发不满 社会各力量之间关系紧张
郑楚光：“钓鱼执法”，开胸验肺、断指申冤的民怨，表明我国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严峻
本报讯 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继上次有委员在大会发言抛出“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的最大获利者”后，昨日的大会发言中再次产生犀利批评。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在发言中直指政府部门职能错位，介入商业征地拆迁，引发群众不满。
郑楚光说，近年来，国内发生了一系列冲击人们神经的事件，其中有聚众围堵政府机关的群体事件，有执法人员打死打伤无辜的粗暴执法事件，有违背社会公德和政府诚信的“钓鱼执法”，有见死不救的社会冷漠，有开胸验肺、断指申冤的民怨。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严峻。
郑楚光分析，这种状态的由来，一是因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和正义感缺失；二是法规制度对民众利益的保护存在漏洞，民众维权难、成本高；三是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职能错位，比如政府介入商业性的征地和拆迁，强征强拆，引发群众不满。
郑楚光还表示，现在部分公权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和冷漠现象，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感。他建议，为了缓解社会力量间的紧张状态，应该探索有效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降低民众维权的代价，要确保国家公务人员能够听民意、顺民情、谅民苦、解民难，消除官僚主义作风和冷漠现象，要加强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制度化建设；同时要完善信访制度，进一步发挥媒体的作用，重视网络舆情。
（作者：陈良军）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