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腐的官僚体制

    文/钱文军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官僚体制是极其厌恶的。1843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便写道：官僚体制是“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赘瘤”，“既要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 “官僚集团实际上最终把国家变成了他们自己私人的事情。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官僚机构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然而，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它又制造问题。官僚机构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成了官僚机构的私有财产。”“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而言，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参见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P298-P302）

    老马的抨击是以普鲁士王国官僚制为参照物的，但在中国可以说也有目共睹。唯须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涉及官僚机构内成员是否终身制，中国的官员成为职业，它是终身制的。不过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其实不过官僚专制而已，皇帝是维系这个体制的权威。若皇帝触动了官僚阶级的群体利益，同样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君不见，当光绪皇帝略思进取而冒犯了这个阶级之时，它就不惜“违背祖制”，抬出女流西太后以剥夺皇权的么？

    我们还知道，马克思从未为“阶级”概念做出定义，恩格斯拿出他的几段文字，辩解说那就是论述“阶级”的提纲草稿。且不去探究基础概念不清的理论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但这个“阶级”却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翻开《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１０页，列宁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也有定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以此类推，中国所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等，都没有“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中国，只有过一个堪称“阶级”的群体，就是官僚阶级。

    廖仲恺曾经告诉苏俄顾问，说中国的地主与佃农如同叔侄关系，相依为命，并不存在苏俄所谓的阶级对立。普遍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的故事都是革命文人创作出来的。仗势欺人的恶霸肯定有，但若说比例，绝对不会比现在的贪官比例还高。那些斗地主、打老财、吃大户的风潮皆人为制造出来的，领头的积极分子往往是那些乡间混混，受到权力鼓励挺身而出，引发农民中“均贫富”传统邪念，导致土改热潮。马克思曾经狠批“羊子吃人”，说圈地运动将农民驱赶到工厂里充当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秘密；那么，借题类推，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该属于“土改吃人”，将农民吸引到革命队伍里打江山。

    中国的历史传统，鲁迅、顾准皆有精辟的批判。不变的是官僚阶级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巩固。”（《顾准日记》，P62）古时每逢改朝换代的造反成功，除了造反队伍转化成官僚阶级之外，也需招兵买马吸纳社会上各式人等参加统治集团。统治集团如滚雪球般愈滚愈大，最终皆因承受不了自身体重而覆亡，于是进入新一轮改朝换代。

    马克思多次言及砸烂旧国家机器的设想， 1871年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假如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坏。”似乎醉翁之意并非他的信徒们所实行的、以“无产阶级官僚”取代“地主资产阶级官僚”之体制。其实人类文明已经找到了使官僚不能成为阶级的办法，简言之“三权分立”，而且得民主选举才能过一把权力之瘾。所谓“巴黎公社原则”也没脱离这模式。但老马并没有描述过他的设计，闭门砸车而非造车。列宁搞的“新意思”叫做“一党专政”：“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12卷，P289）本质上甚于中世纪，党至高无上取代王权至高无上，官僚阶级只产生于党机制之内。传到毛先生这里，就成“马克思加秦始皇”，真正做到了“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凡有人群之处必设官僚，中国官僚阶级队伍空前壮大，有数据显示，大清不过4万，民国最高时约280万，1956年就翻了一倍以上，而且令行禁止，成为绝对垄断的官僚阶级。

    有人说，毛搞文革就是试图搞垮官僚阶级，依据是那个“五七指示”，描绘了一幅没有官僚机构的权力模式。只能说，毛意识到官僚机构的弊病，也试图改进它，却离不开它。证明是：张春桥搞“上海人民公社”，被老毛制止了；杨曦光写《中国向何处去》，意图很明显是想顺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探讨下去，结果很糟糕，成“现行反革命”进了大狱；“三结合”也成徒有虚名。至于“三支两军”，前后动用280万军人进入地方权力机构，只不过成军事官僚机构而已，且不排除为林彪接班做组织准备之嫌疑，林死后即告结束。所有这些，都证明老毛并无搞垮官僚阶级的意图。最终，毛解嘲说文革只是想烧一下官僚主义，即便相信此语，烧得也太离谱。却表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官僚阶级是维系专制不可或缺的组织模式。

    八十年代伊始，邓小平就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接下去还有一系列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多种草议与方案。最为传神的是曾经转达“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邓公还设想：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时过境迁，现在的真实却是：坏掉的那些贪官污吏，跻身这个阶级时仍是好人。远的不说，多的也不说，现在重庆那个黑后台文强，当年踏着恶魔张君的脑袋，何等正义！如果不留余地，可以说全部的贪官，都是这个制度调教才变坏的！古时如此，现在仍如此。

    前苏联的垮掉，根子在于这个红色官僚阶级做到本文开头马克思抨击的那个状况去了，而那里的老百姓毕竟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么好，于是就玩完了。我有时寻思，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该叫做“华夏综合症”才对，我们祖祖辈辈做得这么好，结果被别人拿走了命名权，确实有点冤。没瞧，“社会帝国主义”、“头号敌人”垮掉了，我们的官僚阶级非但不像日本投降时那般欣喜若狂，反倒如丧考妣哀号不绝。究其根源，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果，使官僚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据说如今已达数千万之众，数据尚未解密。逯军副局长那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堪称世纪大实话，说到点子上了。

    最新的进展是管理中国足球之官僚们整体腐败。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在他的专题节目里对此作了很详尽的点评，可以归之为一句话：“这整个体制它已经烂透了。我们看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赌场，就是足球这个赌场，而这个赌场是由官方以商业的名义在控制的。”问题在于，民间吵吵赌球黑幕已经十几年了，啥用也没有。若高层权力没下决心拿掉他们，还不知能继续玩到何时。就像和珅，乾隆不死他绝不会倒。君不见，落马前不久南勇们不是还在CCTV高谈阔论要整治赌球之风的么？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深圳那个许市长的反腐报告，水平高得很。官僚们人格分裂，可见一斑。

    如今的中国，除了GDP之外，大概就是反腐败最风光了，贪官们越捉越多，社会主义加上市场经济，无疑成为腐败的温床。新的体制似乎总能从旧的体制里看见自己的身影，回味一下大清国，其官僚阶级与现在的官僚阶级大同小异，除了皇权专制变成党权专制以外，其余照旧。如果拿现在那些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的誓言去比对清末那些顽固派言论，何其相似乃尔！今天读清廷顽固派的遗言，总是令人啼笑皆非；几十年后读今日那些抵制派誓言，难道不会有同感么？1843年3月，马克思还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这船恰似官僚阶级，最不堪设想的却是：船上的人并不傻，他们早已洞见“这一点”，唯利益决定需要誓死捍卫。(2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