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大鹏

这几天关于“全裸政府”的新闻可谓铺天盖地，四川大巴山深处的白庙乡成了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见3月16日《南方农村报》报道)。从报纸和网络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人对此持肯定和赞许态度，但也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它的动机；有人在赞扬的同时，担忧它的可持续性，提出“白庙乡还能裸多久”的疑问。

其实，公开财政这一做法在浙江温岭等地已有先例，只不过白庙乡乡政府公开得更为彻底而已，该乡不但公开预算、决算，还逐月公开日常明细支出。至于其账目的真实性，作为这一改革的亲历者之一，笔者认为它是经得起检验的。在当前条件下，能做到真实而且完全公开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为何这个偏僻、贫穷的白庙乡能够如此“出格”地迈出这一步呢？

实行“乡财县管”之后，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已经失去了财权。问题是上级政府为何要代管乡镇财政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下级政府机构的“不信任”。乡镇政府机构成员并非直接从基层民众中选举产生，而在体制架构安排下，老百姓对基层政府机构无法监督，而从制度上又很难避免乱占滥用和贪污腐败等现象，导致唯有靠上级政府的权力制约，才能克服乡镇政府权力越界惹来民怨纷飞的倾向。即便如此，老百姓仍然不信任乡镇政府，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官官相卫易官民互动难，况且，前几年农民由于税赋沉重而反抗造成官民冲突的场景历历在目，乡镇政府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如此一来，乡镇政府陷入了双重不信任的困境。在财权被代管之后，乡镇公共事务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那些被群众认为最迫切解决的事情反而有可能得不到关注，诸如此类的不满最终渲泄到乡镇政府的头上。而乡镇政府往往“有口难辩”，特别是那些公正廉洁、真心实意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乡镇官员难免感到委屈。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中，政务、财务公开就不失为自辩清白的良策。它给了干部一个清白，给了群众一个明白，给了上级一个放心，给了自己一个安心。当然，白庙乡透明财政改革也与巴中市近年来着力“打造阳光政府”这一政策有着某种必然联系，是后者为它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公共财政向公民公开，就像股份公司必须要向股东呈送财务报告一样，很多地方之所以做不到公开或者一时做到了却难以持久，问题就在于财政的公共属性没有归位。从这一点来说，有学者担忧白庙乡“全裸”现象可能难以持久是有道理的。所谓公共属性，就这个案例来说，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乡财政改革涉及全体乡民利益；第二，乡财政公开以满足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公共财政制度公正运行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既然公共财政涉及广大公民利益，仅仅满足知情权和监督权仍不够，应该明细到钱该花到哪里去，因此落实公民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就成为必然。“好的政府”最关键仍在于让公民更多更好的参与决策，以保障公共财政合理支出。

不过，白庙乡的财政公开改革仍然是建立在该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自觉上，并不是由作为该乡最高权力机构的乡人大来主导发起的，目前它还没有进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如果该乡的领导感觉有压力不愿意做下去，或者被调到了其他单位等诸如此类，那么它的财政能否继续公开确实是悬念。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带有“人治”色彩，但如何“去人治化”，改革启动之后如何持续，关键在于改革能否进入制度化和常规化的轨道，并促使公共事务归位到公共属性上。

所幸的是，该乡党委和政府已决定将深入推动财政公开这一改革，将包括财政在内的所有公共事务都纳入制度化和常规化的轨道。参与权和表达权是基本的公民权利，即便是在白庙乡这样人口不多的小乡镇，目前仍难以做到人人都能直接进入决策过程中，充分利用乡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既有制度资源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如能实现，接下来就可以改革推进公民就公共财政归位等关键性问题表达、参与机制的建立。2006年，笔者组织设计南农实验(该实验由南方农村报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农民表达能力”项目也是出于这一初衷：提高参与和表达的质量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如今，白庙乡党政领导为发挥人大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更令人高兴的是，白庙乡所在的巴州区领导也决定在全区推广这一做法。但愿由财政透明所引发的制度改革能够稳妥深入地推进。(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