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3-27
乡长“杯具”见证乡村丛林生态
65岁的河南农民魏克兴在找乡长反映土地补偿问题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冲突，结果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据《新京报》3月25日）
且按下乡政府本应有的“热情服务”不表。就算是农民动了乡长的“杯具”，也是小事一桩，几句解释完全可以化解尴尬。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使用杯具上的卫生问题，而在于乡长的威权遭到了来自被管制者的挑战。假设是市长动了乡长的杯具，根本不会有冲突。说不准乡长还会以“首长动了我的杯具”为荣耀。
但问题是一位农民动了乡长的杯具。由于缺乏基层民主制度的支撑。自上而下派驻的乡长，唯有靠威权来管理乡土及在乡土之上的乡民。威权是乡长在乡村赖以栖身的唯一法宝，不容有失。所以乡长蒋友军才会说，如果是老百姓之间，这类小纠纷就算了。但这件事，不拘魏克兴，他将“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干下去”。
这可能是句大实话。这一解释对应的现实，就是当地已经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农民与乡长的冲突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传播到妇孺皆知。如果乡长不能在冲突中“搞定”农民，那么农民挑战威权的行动就会获得鼓励，并被后来者不断效仿。而乡长借助警察权，把他视为挑衅的农民扔进了班房，则可以大大显示他的强势，证明他的威权。这也意味着丛林法则的再次强调：凡与乡长对着干，马上就叫他难看。
化解乡村“杯具”别无他法，仍在民主与法治。民主化解威权，逼迫乡长弯下腰来对乡民负责而不是只对上司负责。法治规范威权，给合法正当的行政管理提供强制力保障，也给违法不当的滥权失职提供责任追究。舍弃乡村和谐的民主法治之源，而一昧强调威权管制的技术性改进，注定不会成功。
□王琳（海南 学者）
【新京报】
县长用乡长的杯子喝水会被拘留吗？
3月22日，河南睢县一农民找乡长说事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突，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据了解，事前该村民土地被非法征用，补偿三年未兑现，去找乡长反映此事。(《新京报》3月25日)
“茶杯门”暴露乡官御民思想
乡长蒋友军一席话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说，如果是老百姓之间，这类小纠纷就算了。但这件事，不拘魏克兴，他将“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干下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乡长对于普通公民大度宽容一点，公民还会更觉得乡长通情达理，更和蔼可亲，对于他今后的工作开展更加顺利，怎么会“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不过，也许对于乡长蒋友军来说，他开展工作根本就不是依靠法律和政策，解决问题也不是依靠耐心说理，而是处处唯我独尊，依靠强权与暴力。所以，乡里征用农民土地3年可以不给补偿款，所以，农民稍微冒犯了一下乡长的权威就必须给予拘留惩戒。
这完全是一种封建的“御民”思想的体现。我常想，如果这些乡官不是上面派来的，不是异地过来的走读官员，而是由乡民一票一票选举上去的官员，他还会因为乡民拿错水而勃然大怒进而拘留人吗？恐怕他亲自给乡民端茶倒水还来不及。解决乡官的“御民”思想，则必须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中的民主与法治建设。 □杨涛
县长用乡长的杯子喝水会被拘留吗？
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拿乡长杯子喝水的不是农民，而是下来检查工作的县长，乡长大人会断然“喝止”吗？恐怕不但不会，还可能引以为荣。在酒桌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上级把自己喝不完的酒让下级喝下去，很少有人会拒绝，大多会爽快地喝掉。可以说，乡长拒绝农民用自己的水杯，表面上看是出于卫生习惯，从潜意识来说是出于对农民的轻视。
据该乡长说，如果是老百姓之间，这类小纠纷就算了，但这件事，不拘留那位农民，他将“没法在这个地方干下去”。和农民发生了冲突，不是赶紧想办法挽回影响，而是调用警力保住自己所谓的面子，这样的乡长蛮横得可以。但乡长的面子保住了，被拘农民的面子呢？连农民用一下杯子都可能被拘留，这样的乡长怎么可能真心为老百姓办事？这样的领导治下的百姓，怎么能感到幸福和尊严？ □刘昌海
茶杯风暴里的赌咒政治学
近年来，官员们屡有一些弘誓大愿允诺民众，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令人唏嘘。周老虎事件中，陕西林业厅的官员朱巨龙言之凿凿，甚至愿意“割脑袋”担保虎照真实，但最后虎照被证明为假，朱本人也没有任何表示。这样的官员誓言，始于草草，终于无信，结果不过是贻笑大方，增加了民众的不信任。
再来看看这位乡长的赌咒：如果说了假话，全家死光。我想听闻者内心无不一凛，为官者不能自证忠信，竟然用折辱家人的方式博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杀妻灭子”，何等的冷血，这如何能出于亲切慈爱的丈夫、父亲之口。作为公仆，其之于家人尚不能体恤，要对民众做到宽厚亲仁恐怕也很困难。
赌咒虽然能干脆地表明自己，其中也透彻地展现出权力执掌者的自私。前几日，原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应有关三峡工程质量等质疑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来检验一下”。检验大坝质量虽然很重要，但又何必漠视生灵，来争得一己一时的“清白”的快感。官员誓愿的冷暖，是权力品质的测试剂。如此赌咒，让人不由得为立誓官员们的品质担忧。
誓言是一种政治术，表征着官员素质，也折射出行政文明程度。官员不能说明自己，也不能将舆论的争取转化为伤害人身的毒咒。因为，比之言语的决绝，负责任的态度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让人信服。□雷磊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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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没有资格为民众划等级
江苏省睢宁县今年启用一套大众信用征集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闯红灯、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比如围堵党政机关、闹访、缠访的将被制裁，利用网络、短信诬告、诽谤他人的扣100分；而被“党内严重警告”的仅扣30分。民众按分数划分ABCD四个等级，A级受优待，获评C级和D级在政审、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济等方面受限或不予考虑。
当地政府为专门设计这套系统耗资80万元，并成立了正科级的征信办公室负责操作此事。新政迭出、被视为明星书记的该县县委书记王天琦声称，建立这套征信系统是为了严管民风，通过管理大众信息，鞭策大众讲真话。征信系统既强调民权，又强调民责，就是为了让民众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然而，此事经媒体公开披露后，将民众强行划良民和刁民的做法引起广泛反感。
在该县县委书记的眼中，民众非严管不足以教化。为了实现这个经不起推敲的目标，除了一贯的党政约束和司法制裁，又利用征信系统另设一根道德锁链，强行加诸社会大众。显然，征信系统以信用为名，实质上强化的是社会控制之实；表面上看是要扭转民风，实际上是为了驾驭民众。在这个系统的压制下，民权难保，所谓的民责反被扭曲为驱使民众的借口。
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资格来划分民众的优劣等级？答案是否定的。敢于这样想乃至于付诸实践都可谓大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主权在民、政府民有及民治的源头和依据所在。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民众同意，受民众信托，然后才能在此前提下实施正当的治理。睢宁的做法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历史上也有依照等级制来统治的政权，也有给民众强行贴上三六九等标签的政府，但其评价和下场如何已有公论。而睢宁的民众征信系统，违反宪法，无视历史，竟然还能在一方借助行政力量公然推行，着实令人惊诧。此种新政形式不仅在于颠覆了民权的主体地位，更借着以德治县的堂皇理由背弃法治。试问，如果对法治有信心，政通人和，又何必用道德去节制民众？
征信系统于法于理无凭无据，其作为道德惩罚的手段更加荒谬。本来，民众只要拥有公民身份即有资格要求政府提供完备的、不带附加条件的公共服务。可在征信系统中，就连类似执照审核的政府基本服务都被演变成打压的措施，公民权利被任意收窄，甚至遭到粗暴剥夺。征信系统发展蜕变到这一步，暴露出党政部门无意护卫民权的真实倾向，已然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很有威胁的意味。
可恰恰就是这样一套伤害法治、危及民权的东西，却能在睢宁大张旗鼓地批准实施。由此值得深究的是，对于执政者而言，宪法、民权、政府的次序已经被打乱，他们丝毫不忌惮于促成另外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权力通吃，民众成为政府防备的对象。征信系统的崇拜者轻佻地拿民权说事，却用实际行动蔑视了民权，对逆势而动满不在乎。
征信系统在试图进一步束缚民众的同时，民众也可以较为清楚地衡量与政府的关系，也容易归纳出政府对待民众的真正态度，从而更清晰地看出自身的处境。总之，有助于民众加深对政府意志的理解，这是单靠书本知识无法完成的启蒙。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征信系统对大众的伤害，实因系统必将随着大众的透彻理解而趋于脆弱直至崩溃。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