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农民，因为不满村官和土地补偿贴大字报被拘，另外四位农民去北京上访，并将大字报的内容放到网络上。事后，被拘农民获释，四位上访者因涉嫌侮辱罪被刑事拘留，其中一位年过六旬、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农民未被列入公诉对象，其余三人分获1年和1年2个月的有期徒刑，参与网帖制作和传播者刑期最长(《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而是发生在江苏省泰兴市的真实事件。

　　近年来，因言获罪的事件不胜枚举，并且出现一个新的趋势，“严打”的重点不仅是言论，还包括传播言论的方式。如果统计一下，近年来以言获罪者几乎都是网民，被严打者有时并非直接卷入利益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反而是打抱不平的发帖者。在街谈巷议中因言获罪者减少，算是“进一步”，但是在网络中因言获罪者层出不穷，又有“退两步”的迹象。此次江苏省泰兴市司法机关似乎更加明确了“上网发帖，罪加一等”，虽然贴大字报和上网发帖的内容并无根本差别，两者的后果却截然不同。

　　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表示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达不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条件。但是判决书称：“被告人利用主流网络侮辱他人，造成的影响大，范围广，扰乱了社会秩序，泰兴市人民检察院以公诉形式起诉并无不当。”显然，在泰兴市司法机关看来，上网发帖是案件可以由自诉转为公诉的主要原因。为了表明“影响大，范围广”，判决书特别说明被告人利用“主流网络”(准确地说应是“主流网站”)。

　　究竟是哪些“主流网络”？根据报道，几位农民发帖的地方是央视网焦点访谈、新浪播客和央视网互动平台。众所周知，这些“主流网络”有着严格的过滤机制，它们会那么容易被几位农民“利用”吗？泰兴市司法机关的说法，无疑低估了主流网站的政治觉悟。不在“主流网络”发帖，难道鼓励几位农民翻墙把帖子发到海外网站？104岁的周有光先生说过一段话：“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

　　报道还讲到一个细节，几位农民为了帖子获得关注，以一条帖子4块钱的价位请人炒帖。是否可以因此断定帖子“影响大，范围广”？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网上炒帖的行业标准是五毛，这几位农民的出价竟然是行业标准的8倍。如果帖子非常火爆，网友回应热烈，他们完全不必高薪请人发帖。进而言之，这种高薪不难招到炒帖者，很多领取五毛低薪的网友一定趋之若鹜，这些农民最终只出了400多块钱，与五毛炒作某些事情的积极性无法相提并论。

　　不能否认，几位农民的大字报和网帖用语，都有欠妥当。他们把批评对象比作南霸天等，还以“老婆偷汉”之类的传言泄愤。对于这种表达方式，我完全不能认同。但是，侮辱罪不等于脏话罪。被批评的村办企业在给公安机关的材料中说，贴大字报者有“司马昭之心”。如果农民把对方比作“南霸天”是侮辱，村办企业称农民是“司马昭之心”，岂不同样是侮辱？

　　就在报道这一事件的同一版，《南方周末》还报道了湖北郧西县政府高调向网民陈永刚道歉的经过。陈永刚批评县委书记是“想吃软饭的县伪书记”，这种批评方式无助于双方的沟通。但是，不能因此拘留网民。陈永刚被拘留的决定落款是“郧西县委县政府”，按照规定，行政拘留的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最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是发帖者，恰恰是为了严惩发帖者不惜违反程序的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他们使得公众对司法和行政逐渐丧失信任感。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应该明白，上网发帖要远远胜过拔刀相助，即使是满口脏话的上网发帖，也胜过两肋插刀的拔刀相助。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如果出现利益冲突，哪一方进行信息控制，它就已经输了，因为这种举动说明它既不能以理服人，也不能以德服人，更不能以法服人，而是以力服人。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