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多么荒谬而自负的物种！把几头近乎灭绝的野兽关进了笼子，便以为征服大自然了。人类，又是何等多灾多难！和野兽相比，人类不仅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风霜雪雨的伤害，更要面对发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的同类相残，挨着刀枪、钢管和扁担。如上文所述，这高智商的动物，虽然彼此有着相同的性情与构造，却能从同类中找出异类，分离出不同的物种。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群战胜了人类，人类被折腾得分崩离析。

　　世事迁延，且不论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落地后又让一群群人抢得头破血流。即便是在和平年代里，人类世界同样是险象环生。夺命的池塘、有毒的奶粉、徘徊在幼儿园外的刀客、马路上伺机报复社会的卡车司机、不可一世的城管，以及无药可救的疾病、空虚而噬人的矿井、九死一生的空难、壁垒森严的“躲猫猫”、阴沟里翻船……等等，这一切随时可能没收一个人的生命。更别说，日常生活中的人际挫折也足以令人垂头丧气：亲人的离逝、家庭的变故、朋友的背信弃义、“一个义人也没有”，种种绝望更教会人们放弃抗争，甚至放弃生命。

　　据说如今北京城里的人均寿命也超过80岁了。可叹我所在的村庄，难得一见80岁老人，除了夭折与早逝的，最长寿的通常也都在70岁左右故去了，算一算人均寿命大概只有60多岁。

　　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了我的经验。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了解这一点，你就更能明白城乡之间有着怎样致命的不公正了。

　　2010年春节初，我在北京与中学时的W老师久别重逢，聊了近两天一夜。如今他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畅销书作家，一本书能卖到数百万册。然而当他回想自己当年走出农村时的情景，虽然境过时迁，至今仍略显激动：

　　“小时候家里穷，摔一跤父亲不会心疼我膝盖摔破了，而是责怪我把衣服摔坏了。因为膝盖会自己长好，而衣服不会。七几年我读完中学便回村子里务农了，当时才15岁。按现在的说法是童工。在农村我受尽了苦，还赚不到什么工分。到后来，听到有些同学上了大学，我也准备去考大学。由于已经辍学三年，许多课都没有上过，那一年我真是拼足了命在读书。记得我们四个同学，站在石钟山上发誓：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从石钟山上跳下去。有家长知道这事，还捎来口信，说如果真考不上，就带我们到山里去采石头。

　　“记得那年考完后，想知道成绩，又不太敢去县里看，于是挑了一担稻草到17公里外的县城去卖，像游击队化装进城。待卖完了稻草，然后拿着一条扁担去看成绩。辛苦一年，知道自己终于考上了，当时觉得此时自己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那时候我觉得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就是城乡差别了。我在县城第一次看到磁砖铺的厕所时都尿不出来。现在的人觉得很奇怪，但在当时我的感觉却是舍不得把它弄脏，就好像你不会在我家沙发上尿尿一样。记得16岁时我还在务农，有机会给当地的鱼苗公司去卖鱼苗，要在九江住宿一晚。那是我第一次住旅馆，而且是近百人的通铺，就这样还要十块钱一晚上。而我在乡下一天只能赚两毛钱，这意味着我在城里住一晚上，得在乡下工作50天。你说农民有什么资本进城？

　　“在我上大学后，同样深刻地体会到这种不平等。为什么城里孩子上学时是一个皮箱子，而我的箱子却是两个甲胺磷的纸盒子？想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我当时真有一种仇恨，恨不得有炸药将这个世界全炸掉。甚至，在我刚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 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有那么多的不同？”

　　这位老师对时代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更是个时时不忘自救的人，所以有了今天的成就，获得自己还算满意的社会地位。尽管一切已经境过时迁，但是他当年的愤怒，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我还是可以隐约感觉到的。谈到当年的心境，这位老师与我坦言，倘使没有赶上改革开放，不能光明正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也许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坏人。W老师的一番话完全掀翻了他过去在我心目中的冷静的印象。我也由此在想，这样一个社会，在每一幅平静的面孔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抱负与报复？

　　2009年初，我在思想国网站上搞了一个小活动，希望网友们能够在回乡探亲时带回一点见闻。有位老家在安徽农村的读友向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大年三十那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站在作者家的门口说，“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但老人在过年时的这番表白，难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这“第二颗子弹”再一次表明，走向托克维尔所寄予厚望的温良社会并非人类的必然。在中国尤其如此。长久以来，中国人虽然饱受臣民意识之苦，但是“不患寡，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平等意识却从来没有彻底磨灭。或者说，中国人不缺自由与平等的传统，缺的是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确立这种自由与平等，并使之不得而复失。如托克维尔所说，“能使人们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显而易见，现在有些人怀念“文革”并非因为“文革好”，而是因为“现实坏”，以至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自己将被赋予颠覆强者的力量。回想这位安徽老农的愤怒，你也许会说他失于偏激，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只有在一个崇尚并保障平等权利的世界，这“第二颗子弹”才有可能从人们的心底消逝。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很多时候无外乎这种区别：有的人温良一生，有的人因为绝望或忍无可忍，将自己当作“第二颗子弹”射了出去。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4月8日上午，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南平“3·23”恶性杀人案件凶手郑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4个小时的庭审中，郑民生毫无悔意，没有向死伤者亲属致歉，自称只能承担“三成责任”，并在一审宣判后表示上诉。

这样一个判决在多数人意料之中。虽然此前曾有法学界人士呼吁，郑民生是一个“预防犯罪的活教材，不要急着杀”，应该着眼于未来，抛弃狭隘的报复观念，最好是把他关起来，仔细研究这个典型案例，但这显然既不契合民意期待，更与现行法律相冲突。死刑是否需要废除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现在死刑既然明载于法律，却抛掉罪刑法定原则，为一个杀了八个孩子的人法外开恩，不论是什么理由，结果无疑都与公平和正义相去甚远。

然而，我们支持这个判决，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心情会因这个判决而轻松。死难者家庭的心理阴影如何排除，附带的500万元民事赔偿会不会成为“空判”，因此案而纠结的集体意识怎样化解，校园安全如何才能得到确实保障等等，都是一个比一个沉重的待解难题。而此案从发生到现在，舆论围绕社会和个人关系问题的争辩，显然更不会因此案的一审乃至终审而画上句号。

郑民生作案系报复社会一说传开后，无影无形而又容纳我们并为我们所感知的“社会”便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法庭审理情况看，这一说法已正式得到了确认。法院审理后认为，“郑民生因恋爱受挫，与同事、家人关系不和，而悲观厌世，导致心理失衡”。那么，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因为失意或遭到不公正待遇而泄愤，究竟应该如何厘清其中社会和个人的责任？

在社会应该为郑民生负责的言论甚嚣尘上的语境中，我们愿意提请公众注意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很容易这样说：对于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的事，个人是不能负责的，因为他完全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以必须受它支配。但这种推理的表达方式本身就说明了这样的概念同我们的正义感矛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结论是，“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爱因斯坦认为，哪怕是在一种强制力下作恶，个人也不能免责，遑论郑民生仅是受了心灵恶魔的驱使呢？

此案刚刚发生时，本报的社论曾经指出，“没人会同意，一个正常的成人向儿童举起屠刀，应该由社会负责。但提供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社会，居然要被自己涵养的一分子报复，那么可以说这个社会肯定不乏改进之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怎样才能得到改进？须知，所谓社会，它本来就是虚拟的，本身无法反思无法改进，要为社会的趋善负责，这副担子实际上仍然只能落在你我他这样普通的个体身上。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对社会的责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绝不放弃自己追求更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坚决为改变个人命运而奋斗；二是与生活抗争，与一切恶和非正义抗争，把自己融入到追求完美社会的行动中去。而郑民生呢？可以看出，他不但丢弃了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而且希图通过一种邪恶的方式，转嫁自己的责任。

谁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社会；现实又在昭示，因为价值虚无、道德底线失守、权势者带头不守规则，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溃败的风险。既然如此，社会中的每一分子是不是就不必再为社会负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社会不完美，现实让人焦虑，这都不是个人放弃责任的正当理由，相反，正因为社会远非完美，个人才更应该有担当。生活于社会之中，如果每个人都一边对其怨恨，一边又不愿担当不肯负责，甚至加入到使其更加沦落的同谋中，社会趋善的目标岂非遥遥无期？

社会远非完美，个人更需担当。这种担当持之以恒，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汇聚起来，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