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4-17
文/辛 鸣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话语谆谆，话语铮铮。谆谆在于告诫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清醒的自觉，铮铮在于服从人民权力、维护人民权利、捍卫人民尊严的态度旗帜鲜明。
在现代社会，出于完成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公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成为一种公共权力赋予政府，以完成个体公民不可能完成的一些公共事务。但公民让渡出了权力，却收回了权利。因此，在政府是否体现了公民的意愿，政府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权益，政府是否满足了公民的要求等方面，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去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绝对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正是对这一政治事实与政治理念的法律回应。
人民也应该批评政府。所谓人非贤圣，孰能无过。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加之现代社会发展环境的复杂，发展任务的艰巨，发展要求的提升，政府的工作确实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经济总量增加了，增长速度加快了，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好像并没有相应提升，而且环境还被严重破坏了，资源也被大量消耗了；又比如，财富的蛋糕确实做得比过去大多了，但在如何切蛋糕方面考虑得好像不周详，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正常拉大凸现出公平正义的缺位；还比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的生活虽然小康了但依然节俭，可是政府消费却老是“大手笔”，政府工作人员总是不差钱，巨大的反差怎么能让群众服气。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人民批评政府的必要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夺取各项胜利的制胜法宝，但在时下却成了一件极不自然甚至十分困难的事情。
温家宝总理这么一句尊重道理、遵循法律、顺应事实的平实话语，在社会上引发如此之大的关注、赢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就说明批评政府并没有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毋庸讳言，在现实社会中人民批评政府实在不易，甚至还有些危险。就因为在新闻报道中没有说领导的好话，县委书记就不惜大动干戈派人进北京教训记者；普通公务员通过短信对所在地方的不良风气发表点意见，竟然遭到刑事拘留；青年农民在异地网上匿名举报政府的一些不端行为，也难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归案。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些批评政府的公众固然难堪，好歹人身还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针对政府违法行为而被报复致死的举报人来说，他们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当然，政府不喜欢被批评，不接受被批评，除了确实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担心批评引来的负面效应。比如，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做任何一件事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群众都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群众就会有意见，就会来批评。你也批评我也批评，政府工作还怎么干？又比如，有一些批评纯属子虚乌有，甚至就是诽谤，如此放纵下去怎还了得，政府威严何在？
这些顾虑貌似有理，实乃借口。群众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做的事情必须“一致同意”，只要你兼顾了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无理取闹，怕就怕我们一些政府的一些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小圈子小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行为群众当然要批评。群众的批评变成诽谤同样不可怕，政府自证清白的途径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实大白于天下，诽谤怎会有存在的空间？关键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好封锁消息，故作神秘。
从表面上消除批评并不难，我们的一些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问题是没有批评不等于就是满意，更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让批评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在不让批评的情况下，群众难免会有情绪，会有负面的东西。这个时候不是去消除批评，而是要消除阻碍批评的各种因素，既包括技术性障碍，更包括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态、拒斥的举动。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的深意所在。
我们之所以讲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批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当批评政府对群众来说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群众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贡献民力，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当政府视批评为自然，就会满怀感谢之心，及时、充分、有效、真诚地汲取人民群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战胜困难走向繁荣的过程。
[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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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文强怎样把权力变成印钞机
文/王寿臣
文强被扳倒之后，执法人员从他家里搜出的百元钞票一捆一捆的码成垛，多达千万之巨。这么多的钱，是文强对权力享受之后的成果。
日前，负责讯问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队长王智向我们抖出了其中的谜底：其实文强并不真在乎收了多少钱，他是在收钱过程中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愉快。他记不得多少人给了他钱，但谁没给他钱，他一定记得住！（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文强为巨贪们收受贿赂的感觉做出了经典的总结：收钱是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愉快。
文强通过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金銮殿，胜过荣国府，赛过宁国府。请看他的受贿清单：民警们一打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玄关处两米高的象牙屏风。
客厅的水晶灯最终被证实价值10余万元。楼上楼下有两个大书房，打开书桌抽屉、保险柜，都放着名表，一看都是劳力士什么的。那个令全国震惊的大足石刻失窃佛头，国家二级文物，正面对着文强的大桌，靠墙放在茶几上，用玻璃罩罩着……他在办公室里接待送钱的人，送一捆他就往抽屉里丢，送一捆丢一捆，根本不细看。
看看，一个市的司法局长（请注意是“市”）硬是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印钞机、聚宝盆。四方钱财若众壑归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样操持生杀大权的权势人物面前，位居其下者焉有不送之理？郁闷的是，你送了他不记得，但是你如果没有送，他心里清清楚楚。权力通吃，在受贿这一层面，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说“拿了人家的手短”，“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文强那里是不适用的。
权力对文强来说，金钱的多寡就是撬动它的杠杆。钱多办事，钱少不办事，不给钱找事。他把权力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即使是亲哥亲嫂求他办事，照样要送钱。权钱交易到了这样一个一视同仁的地步，连神都会闭嘴。
文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是他用权力强制逼迫的结果。如果他不司法，一权独大，恐怕连手纸都收不到。福兮祸所伏。农民有句话：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要坏肚子的。收钱的过程确是很享乐的，乐极生悲，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文强被判死刑，这是人心所向，也是天谴。上帝欲使其死亡必先使其疯狂。得罪了上帝是没有好下场的。文强如此，李强、张强概莫例外。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像文强这样拥有绝对权力的人还大有人在，不知他们家里的屏风是否象牙做的？在文强尚未倒下之前，在台上人模人样地做廉政报告，谁会想到他的家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宫殿？看来，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是有用的。
人有前后眼，富贵一千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限已到，曾经的不可一世，即将烟消云散。
先前在打黑中落马的罪犯一审后提起上诉的，二审都维持了原判。文强被判死刑后，一夜未眠，亲写上诉状，以求保命。不知二审会否为其破例而否定原判？这是个悬念。
文强被判死刑消息传出，重庆百姓鸣放鞭炮庆贺。这说明，你文强在重庆人民心中已经死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据报道，文强在任有一千多起命案未破。
[凯迪网]
中国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作者：张鸣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现在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官员的后代，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但在升迁方面，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也有人观察到，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大多为平民出身。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某些官员的后代，凭借父兄的余荫，仕途顺利，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而从门荫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途，真刀真枪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抢官的“官二代”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固。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官商私商，他们经商的轨迹，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环境如是，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不应强化“官本位”的传统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当下，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在官员选拔中，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这种倾向，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这样做，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没有任何好处。
一般来说，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人们仇官，但同时也羡官。既仇恨权力，又羡慕权力。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或者很难变成官员，那么，平民的仇官，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如果不思开解，麻烦很大。（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人民论坛》2010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