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出不了大师还是不许出大师？

    文/卫金桂

　　关于大师的话题，笔者曾写过《出不了大师说明中国进步了》一文调侃，这个判断现在依然坚持，因为关于大师的争论，中国人总拿五四那一代比。接着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限在中国圈子里讨论，也依然以五四一代作为参照。

　　大师得有思想载体，不然怎么表达思想？那代人有，我们有么？

　　如今的报刊杂志得有刊号，不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那样拉个赞助凑个分子就能印刷出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他们当时红极一时以后名垂青史的言论，多是在以后标准下的非法出版物上流传下来的。

　　大师得有表达的自由，不然怎么知道他们的思想具有大师级别？

　　曾有一段在京城多家出版社打工的日子，每年总有被某种观点问题警告的文件进行提示。不少选题和写作不错的稿子被毙掉了，扼腕叹息：通不过。以后还有编辑坐牢副刊被停事件。现在又有了过滤敏感词或关闭博客之类，剩下的就成不是文人的人的思想和作品了，要说他们不是大师，那也跟文人无关，除非某机构定出个大师标准来，任命或分配大师。

　　说的有点正襟危坐了，轻松一下，来个笑话，但又是真事。网上问一个小伙子最近个人问题处理的咋样了？对方回答工作太忙，没有跟女性交往的时间。立时，性交这个敏感词就出来了。咱先不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别奢望什么以批评时政见长的陈独秀胡适之类，就说弗洛伊德那样的吧，不，太高了，就说土生土长的张竞生那样中国人没几个知道的吧，他的学说也难以出笼，还怎么出大师？

　　说句狗拿耗子的话，我真有点抱怨咱们老祖宗了，费心把力折腾出那么多汉字和词语干吗？给政府找事，给编辑和网管等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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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世界一流大学

　　文/楚云婷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今年4月12日, 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 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这样坦诚地说道,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他说:“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许智宏院士这番实话实说勇气可嘉,也许正因为他曾掌印北大这一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对此更加感同身受.当年英国《THETIMES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北大列世界第15名,亚洲第一名.但是,在这个排行榜上,北大在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上的得分竟然为零,这在排行榜的前60位高校中绝无仅有,而这一项恰恰是为国外大多数大学排行榜特别重视的,为此,北大一时为天下笑.

　　曾在1931年到1948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大学曾有所谓四大国学导师之说,他们是粱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完全称得上世界级的学术大师.而以之衡量现在的中国学界,尚无人望其项背.不仅如此,就是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竟还时不时深陷抄袭剽窃这类低级的丑闻中,更遑论所谓大师的风范了.

　　相对于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如今的大学官场化严重到如此程度:一个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就只不过是个学奴,要仰承上司的鼻息讨生活,在学校资源的配置上毫无影响力.学官们不是主动为教师服务,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教研条件,而是对下颐指气使俨如学霸.著名华裔史学大师,曾任美国亚洲学会首位亚裔会长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当他刚去美国著名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在一次同事家举行的聚会上,首次见到芝大校长李维,稍事寒喧后,李维校长就紧接着问他有什么特殊需要,何坦言:“Sir,如果你愿意我栽培出第一流的博士生,那么我们的中文图书还需要加强.”李维校长马上问需要多少钱,何回答,也许需要十万元.李维校长毫不迟疑,马上告诉他:“正巧,校中有一笔特别款额备我不时之需,你和同事们商讨,四星期内给我写一个备忘录.”不久款项悉数到位。迄至这个世纪初，在举世各科门类诺贝尔奖金得主超过700多人，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学生及曾在芝加哥大学做高深研究者共占73人之多,总数仅次于英国剑桥(77人).自从诺贝尔增设经济奖以来,获奖总共49人之中,芝大学人已占22位.

　　大学的行政化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高校的进步和发展,这几乎已成全民共识,如不痛下决心去行政化并扭转学风,奢谈做世界一流大学真可谓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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