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要凭借相应的实物还原过去的生活图景，尽管市场经济后如“曹操墓”这样其实盯着经济效益的行为渐渐多了起来；从前的动机则比较复杂。

　　5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洛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三国名将曹休的墓。去年岁末，安阳发现的“曹操墓”，曾经一时轰动。当然，轰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舆论的普遍质疑：凭什么这个几乎空空如也的就是？曹休墓大抵不会这样，饶是曹操族子，人们对他也还太陌生，不足以吸引眼球吧。况且，墓中有篆书白文 “曹休”二字的私印出土，广州的南越王墓就是根据“文帝行玺”、“赵眜”等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因而不用像“曹操墓”那样非得动用DNA才能证实不可了。

　　打开昔日的墓葬，今天叫考古发掘，从前叫发墓或盗墓。当然，动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今天是要凭借相应的实物还原过去的生活图景，尽管市场经济后如“曹操墓”这样其实盯着经济效益的行为渐渐多了起来；从前的动机则比较复杂，找宝贝、争风水或者祈禳、泄愤，受世界观的因素驱动。能找到宝贝，自然源于厚葬之风。《晋书·索綝传》载“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愍帝问汉陵中为什么这么多东西，索綝答：“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更离谱，“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都装不下了。不过，汉武帝入葬区区四年，市场上便已有茂陵地宫随葬的玉杖、玉箱出售。所以汉代杨贵说过：“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北齐的魏收修《魏书》，因为奉行酬恩报怨的宗旨，硬是写成了一部“秽史”，结果，“齐亡之岁，(魏)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隋朝时，卫玄讨“为天下解倒悬”的杨玄感，“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杨素是杨玄感的爸爸，当过隋的宰相。明朝时，杨嗣昌与张献忠作战，及后者攻下武陵，虽嗣昌已死，仍“发其七世祖墓，焚世昌夫妇柩”。同时期的汪乔年巡抚陕西，奉诏发李自成先冢，以断其“王气”，李自成听说后，“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此前，明熹宗朱由校还有过著名的“天启掘陵”，也是试图挖断后金国的龙脉。诸如此类，即所谓报复、风水一类云云。有意思的是，“曹操墓”今天先被盗后发掘，而曹操也正是盗墓的专业人士。陈琳在袁绍队伍时草就的那个著名的讨曹檄文就说道：“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肃恭，而操帅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这且不算，曹操“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从前的发墓既然没有“研究”的基因，破坏性就显而易见。《南齐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塚者，相传是楚王塚，“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 其中的竹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墓的人不懂，竟然把竹简点燃当火把，后来有人把幸存的十余简拿给王僧虔看，他说这是蝌蚪书《考工记》啊。于是，官方才像“曹操墓”那样进行追赃，“颇得遗物”。《续墨客挥犀》载，宋朝时济州金乡县也发一古塚，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时人比照画像石上的图案解读，就有了研究的味道：“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包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馀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任负责人之一的中国营造学社，还进行了朱鲔墓石室的复原工作。见天日了还能保存千年，在我们来说真是奇迹一桩。

　　康熙时有个叫汪俊的，赴任陕西途中夜宿马嵬驿，梦到杨贵妃向他告状墓地被侵占。惊醒之后，汪俊马上“别置界石，并买树百株植其上，春秋设二祭焉”，但不知彼时此举是否有吸引游人等经济效益的因素在内。今天的考古发现有偏重于此的味道，有人不是给“曹操墓”算账后得出年获益有望达4.2亿元吗？这是发展了，还是偏离了正途，此处不敢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