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6-05
胡锦涛为何强调人才要“以用为本”？
胡锦涛同志近日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人才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在谈到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时，他特别强调要坚持“以用为本”。
他说：“要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
温家宝、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对此也分别强调指出：“要大胆使用和吸引人才”、“要坚持重在使用，用当适任、用在其时、用当尽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以用为本”，这个提法体现了一个新理念，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很值得认真领会学习。
首先，“以用为本”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公平竞争，施展才干，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不是靠自封，也不能靠别人的看法而定，要看实践中的表现。人才只有依据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的表现和贡献，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确认。人才市场无情，不要说无才者不能担当大任，即便因各种因素一时上去了但经不住检验，最终也要下来。用，就是实践，就是真刀真枪地干。惟有如此，才能发现人才、锻炼人才，使人才大量涌现。
其次，坚持“以用为本”是我国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的人才状况如何呢？胡锦涛在讲话中有一个分析：“经过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大国，各类人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同时，当前我国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这里所指出的“较大差距”、“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的状况，说明了我们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从哪里来？要从实践中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大胆地使用人才，坚持“以用为本”，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
能否坚持、并切实做到“以用为本”，这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关键。现在有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总是慨叹“缺少人才”，其实有些人才就在身边却视而不见，更谈不上大胆使用。之所以这样，就在于头脑中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所束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论资排辈”和“求全责备”。他们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这也看不惯，那也觉不行，结果把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这种状况急需改变。
在人才工作中，坚持“台阶论”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刻板拘泥。对于那些才干突出、业绩显著者，完全可以大胆使用，破格提拔。人无完人，谁都有不足，但确有所长、确有才干，就要敢于将其放到适当岗位上去，让其在实践中摔打、磨练。
现在我们的宏伟事业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同时也为更多人才充分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让我们摒弃那些似是而非的思想束缚，认真践行“以用为本”的理念，不断开创人才事业的新局面！
【人民网】
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既要坚持人才自主培养开发，又要适应形势变化，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统筹开发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是新形势下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人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不少国家为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制定并实施新的人才战略，吸引、延揽和争夺各类拔尖人才。当代中国，提升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急需素质优良的宏大人才队伍。在这样的形势下，统筹开发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是提高我国人才国际竞争力、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有效途径。
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关键是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布局，坚持整体开发方针，把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结合起来。一方面立足于国内人才培养和使用，统筹推进城乡、区域、产业、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人才资源开发，重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战略性后备人才，实现各类人才队伍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人才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一方面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重点引进各领域拔尖人才，特别是掌握关键技术、带动新兴科学和产业发展急需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物，积极开展人才开发国际交流合作。
人才自主培养开发，必须立足国际水平，树立一流标准。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不断提高人才创新能力；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世界水准，才能培养造就世界一流人才。坚持自主培养开发，也要善于借用外力，注重在国际交流合作中造就人才，在人才出国留学、送外培训、援外培训中提升其素质和能力。
引进海外人才，要立足国内需求，为人才施展才干积极创造条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更宽的眼界、更宽的思路、更宽的胸襟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是加快自主创新、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重要途径。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帮助他们尽快融入事业、融入集体、融入社会。要制定相关特殊政策，完善评价激励机制，让他们生活开心、工作舒心、事业顺心。
无论是“土博士”，还是“洋专家”、“海归派”，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力量。只要我们树立广纳贤才的战略思维，拓展人才交流合作的全球视野，创造“近者悦、远者来”的环境和氛围，就一定能够留住用好海外引进人才、充分调动国内培养人才的积极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充满活力的人才大军。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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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 他们寻求什么？ 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18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明珠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头戏。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热播时，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年。这部移民题材电影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热潮，彼时，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 马舒并没陷入那拨移民狂躁症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马舒常在国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来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维生本领仍是卖苦力，这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至今仍占所有华人华侨的绝大多数。1990年代初期冲出去的同龄人，也远未过上光鲜的生活。一名定居欧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时做着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兼店员，每天最复杂的脑力劳动是计算一双人字拖加两罐卡布其诺等于多少英镑。 拘谨、沉默、没有宗教信仰、畏惧谏言、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集体气质加深了黄、白两个世界的隔膜。 马舒的理想是逐渐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国做超市店员。干了几年，马舒独立出来单干，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败于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马舒办理了赴加技术移民。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与本报记者第一次见面的场合，竟然是在他中学同学的家中。尽管在中东经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温商特有的熟人社会处事风格。 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公安部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抗议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文中马舒、凌霄君为化名）
作者：潘晓凌
阎靖靖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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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变"黄埔军校"? "孔雀北归"引发人才危局
深圳必须克服以往对人才“重引进、轻培养、漠视使用”的意识与现象，应逐步形成由长期靠引进人才而转变为以引进为辅、培养为主、使用为导的既先进又科学的人才战略。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特聘人力资源高级顾问彭荣模
深圳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例也在逐年下降。
苏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工资水平比深圳低10%-15%左右，但深圳房价却贵出2倍。
一组数据表明，深圳每万人中高层次专业人才只有0 .59人，而苏州是1.01人，江苏是1.45人，重庆是2.66人，成都是6.66人，上海是7.49人。
南都记者 张小玲 徐佳丽 庄树雄 企业频频招人难的尴尬背后是深圳吸引人才的优势式微的事实，这一点，官方也没有回避。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首次提出打造人才宜聚城市，而不少企业界人大代表都在分组讨论上讲述人才流失的问题，并希望政府能加大人才政策的扶持力度。
房价高企还是创业平台不够？抑或是教育医疗等创业软环境不佳？深圳人才危局背后的症结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待破解。目前，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深圳必须破解人才之困，这关系着深圳第二个30年发展的前途命运。
厂房设备闲置招不到人
“本以为深圳人才济济，招人是件小菜一碟的事情，没想到居然这么困难。”
公民自由迁徙，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但，散落于网络和朋友聚会间的这一谈资，却生出更多的悲怆和无奈，并愈演愈烈，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背后成因，是城市对于人才吸引力越来越弱的宏大命题。
5月16日上午，深圳市人才大市场，“2010年华南地区知名企业招聘会”正在举行。相比以往人头攒动的火爆场面，这场招聘会显得有点冷清。招聘销售类员工的展位前挤满手持简历咨询的人，而技术类员工的展位前，前来问津者寥寥无几。
深圳松大科技需要招聘“软件开发工程师”3人和“弱电工程师”15人，还有其他技术类岗位共计30多人，均要求“自动控制化”、“建筑电气工程”等相关专业，有两三年的工作经验。“公司4月份中标一个大型的项目，急需人手。”该公司负责招聘的邓先生介绍，这次招聘除需要中级工程师外，也招聘专业对口的大专以上的人 员 ，但当天尚未招到一名合适的员工。邓先生坦言，自公司2003年在深圳成立以来，熟练的技工和中级工程师一直都难招，但去年下半年后表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今年春节过后，急需人才都出现紧缺。
“本以为深圳人才济济，招人是件小菜一碟的事情，没想到居然这么困难。”武汉华健医学有限公司也遇到同样难题。该公司负责招聘的杨宁介绍，今年春节过后，该公司瞄准珠三角的市场，在深圳成立一家分公司，注册地点在南山区。“今年3月份所有的厂房装修完毕，接着又购买十几台生产设备，每台设备投入几十万元。”杨宁说，在所有设备都到位后，公司4月份开始到人才市场招聘。如今，数百万元的设备闲置在厂房里，十多个技术岗位也在等待，但就是招不到人。
5月22日上午，深圳会展中心，群英会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举行，不少企业也感叹求职者比想象中少很多。面对高房价、物价飞涨的生存压力，企业明显感到深圳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式微。
“连续几次到人才市场参展，收到的简历均为个位数。”不少招聘单位的负责人这样感叹。
不容回避的是，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一个事实。
房价高企深圳引进人才难
深圳的收入待遇与内地相比，已不占优势，但生活成本却不断上升，尤其房价居高不下，令人望而生畏。
“以往公司拿到新项目急需招人，通过上网搜索和到人才市场参展，大概一周时间新员工可以到位。”松大科技的邓先生今年没招到一名急需的人才，更不用说储备性人才。目前，现有的项目继续实施，但新的项目都不敢主动去承接。
在邓先生看来，深圳就像一所大型的“黄埔军校”，很多青年人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三五年积累一定经验后，往往会选择回内地的二线城市去发展。“公司努力提高他们的待遇，但每年都有不少员工流失，而招聘合适的员工又很难。”邓先生认为，深圳节节攀升的高房价，让很多具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选择离开。
以房价为代表的高生存成本，是深圳人才引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少企业认为，目前深圳的收入待遇与内地相比，已不占优势，但生活成本却不断上升，尤其房价居高不下，令人望而生畏。
在深圳引进人才中，用人单位一次次遭遇到这样的现实。深圳元平特殊学校曾拟调入湖南株洲市一名高级教师，该教师在株洲月工资5000多元，估计用五六年时间就可以购置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而调到深圳后，就算月工资10000元，不吃不用，也至少要15年的时间才能勉强买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最后，该教师不得不放弃来深工作的机会。
迈瑞公司2006年对全国知名高校毕业生招聘时成功率仅为43%，大多数高校毕业生虽看重迈瑞在行业的重要地位，但经过综合比较，更愿意选择西安、成都、南京等地，主要理由是那里的房价适中、生活成本较低。近年来，深圳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例也在逐年下降，特别是几大市属医院很难招到中山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重点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只能招到广东医学院等二本学校的毕业生。
略显冷清的两场招聘会背后，是深圳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式微。对深圳而言，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吸引人才的优势渐不明显。2010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上，面对高房价压力，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局长王敏坦承，深圳引进人才的优势已落后于北京、上海，而随着内地城市的发展，深圳优势也不强。“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是好事情，说明各地都在重视人才。但对深圳来说，还是要从加强引进人才优势政策着手。”
今年党代会上，深圳提出“人才战略强市”的口号。在王荣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人才“宜聚”城市。
“孔雀北归”非一时兴起
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深圳对高端人才的住房保障、配偶工作、子女入学、学术交流、公共服务等配套政策不完善
从“孔雀东南飞”到“孔雀北归”，并不是一时兴起，已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从2008年起，深圳官方就开始意识到，人才竞争力优势明显弱化，解决人才瓶颈问题已刻不容缓。尽管近年来深圳在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上出台了许多政策，但面对全国各地对高端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深圳对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吸引力逐渐下降。一组数据表明，深圳每万人中高层次专业人才只有0.59人，而苏州是1.01人，江苏是1.45人，重庆是2.66人，成都是6.66人，上海是7.49人，由于各地高端人才竞争加剧，深圳与这些城市的差距逐年加大。
深圳市政协也曾对人才流失做过调研。调研显示，2002年以来调离深圳大学的教授、副教授等高层次专业人才已有19人、博士25人，其中2005年调离的就有6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2007年6、7月份新聘用 客座教授69人，同时转走24人；中兴通讯公司在深圳搞研发工作的高端人才有70%-80%要求调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工作；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仅2006年3月至2008年6月，就调离或辞职教师11名，一批国内外知名教授近年来也纷纷离职。企业高端人才也一样流失，如深圳物流行业近年50%高管人才流失到上海、苏州、广州等地……
通过调研分析，这些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深圳对高端人才的住房保障、配偶工作、子女入学、学术交流、公共服务等配套政策不完善。相比之下，上海、苏州、杭州在引进高端人才时，在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工作经费等方面都给予非常优惠的保障政策。
离开广东的100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教育和学术氛围平台不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分管人才时做过的调研表明，广东这个地方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不如北京、上海，甚至不如武汉、西安，很多人为后一代的教育问题离开深圳。“他们不希望孩子长大后没有大志向，没有理想，老想着做买卖赚钱。”刘玉浦说。
深圳频频出台人才政策
深圳第一次把中初级人才纳入政策范围，“人才安居工程”让“夹心层”翘首期盼。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深圳于2008年出台“1+6”人才政策，高层次人才可获得住房补贴、配偶推荐就业和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截至目前，深圳共为高层次人才发放住房补贴296人次，发放金额3244万元；受理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申请13人，已指令性安排3人；解决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8人。
今年，深圳对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重新修订。截至今年3月31日，深圳共认定高层次专业人才1457名，包括国家级领军人才80名，地方级领军人才748名，后备级人才629名。高层次人才《修订版》第一次解决了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问题，深圳已有30多名外籍人士获认定，其分别来自美国、新西兰等国家。据透露，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认定标准也已上报市政府，计划加强海外人才的引进。
高端人才有政策保障，而作为城市大量存在的中端人才，则属于“夹心层”，游离在优惠政策之外，又饱受高房价的压力。
眼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离职，小赵也不止一次想到跳槽。然而，他所在的实验室春节前夕参与“863研究项目”，他也是其中科研人员之一。根据深圳早年推出的“人才计划”，只要成为863等国家重大技术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就能申请成为“后备人才”，享受政府购房补贴。“政府一次性补贴20万元，余下的按每月2000多元补贴，总计补贴40余万元。”小赵说，正是对这项人才政策的期待，他没有选择跳槽。
“前不久深圳推出新修订的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我一下就懵了。”小赵说，新标准关于“后备人才”的认定，要求参与863研究的第2、3负责人，还要已经研究完成验收完毕，这样就排除了大批像他这样的中级人才。“听说东莞、佛山等地也有不少企业，工资待遇还不错，房价又比深圳低很多。”小赵说，最近他四处投递简历，多次参加现场招聘会，等找到合适的单位就会离开深圳。
拥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今年26岁的陆正祥去年12月从香港大学毕业，这段时间在深圳求职。陆正祥回广州后算了一笔账，在深圳工作的话，他要自己租房，房租至少1000元。刚毕业薪水也不可能太高，再三考虑，陆正祥决定放弃到深圳就业的想法。“除非是大企业或者好职位呼唤我，否则去深圳太累，还是在广州找工作。”陆正祥说，自己有朋友在深圳工作，月薪六七千元，为了买房，每个月节衣缩食，生活质量没法保障，不比民工好多少。
在个体和城市总体焦虑下，深圳又出台了一项人才政策，让“夹心层”翘首期盼的深圳“人才安居工程”。
这一人才新政策推出后，今后，各项住房补贴将覆盖从院士到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其中博士每月可获得房租补贴1000元，学士也可获得每月200元的补贴。深圳第一次把中初级人才纳入政策范围，政策主要是实物配置与货币补贴相结合，重点面向深圳市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鼓励发展的产业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 、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为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高级人才和中初级人才解决住房难。
更让“夹心层”期待的是，政策中提及深圳户籍高、中、初级人才，在深圳工作居住满3年即可申请购买售价低于市场商品房的安居型商品房。“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的中初级人才有机会安居乐业？”
深圳必须自己“造血”
深圳人才之困有两大短板：一是引进优势的失去，二是培养人才不足。
面对政府频频出台的人才新政，究竟能多大程度解决深圳人才吸引优势式微的困境？在专家看来，深圳人才之困的两大短板：一是引进优势的失去，二是培养人才不足。在内地城市，成都、西安、武汉，有着大量的高校资源吸引着企业，而这些二线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都相对较低。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特聘人力资源高级顾问彭荣模提到，这些年，西安、成都经济发展很快，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城市高校多，有着强大的研发资源，对企业进驻有吸引力。“其实，深圳制定政策很关键，但如何让企业受惠，把政策落实下去，才更重要。比如，不少企业根本不知道深圳的人才政策究竟怎样，如何享受，那就等于政策白制定。”彭荣模说。
“不少人才认为在深圳压力大，没有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展动力猎头公司老总郭展序介绍，深圳也不比内地工资高多少，苏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工资水平比深圳低10%-15%左右，但深圳房价却贵出2倍。“这些年，中端人才从深圳去其他城市的明显增加，多是回到所在省的省会城市。”
深圳高等教育的贫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目前深圳普通大学只有深圳大学一家 ，南 方 科技大学正在筹建之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虽然在高职院校中有一定名气，但毕竟未成规模，而且社会“重学位轻技术”的观念甚炽。就连深圳大学城中的三所研究生院，也因为没有足以比肩的同伴而显得分外寂寥。
大学的缺乏，已经影响了深圳本土人才的培养。有学者称，深圳经济总量居上海、北京、广州之后位列全国第四，城市综合竞争力则独占全国鳌头，但深圳高校的数量不但和北京、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跟厦门、大连、苏州、青岛比较，也显得格外寒碜。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曾指出，现在深圳特区已经不够特，吸引人才的能力也逐渐减弱，所以深圳必须自己“造血”。在他看来，深圳有很好的中学，但深圳的子弟除了深圳大学外，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上好的大学。“深圳应该建更多好大学，吸纳深圳本地的学生，这样也能留住更多的人才。”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深圳至少要建8-10所大学，而且要有多种类型。比如侧重职业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综合性的大学、主要面向本地学生的城市学院，也应该要有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高校，目的是培养高端的研究型人才。另外，一直纠结于要在多大程度照顾本地生源的深圳大学，已经提出多层次办学的计划。深大校长章必功曾指出，如果国家不废止录取批次，未来深圳大学将争取本部或部分重点发展的专业到一本招生。同时，计划以师范学院为基础，创办城市学院，扩大招收本地生源。他认为深圳大学与各区合作，开办特色学院，如宝安科技学院、龙岗商学院、盐田海洋学院等，一来可以促进各区教育，二来又能满足本地考生入学需求。
深圳发展须破解人才之困
发展之路，人才为本。如何破解人才之困？这关系着深圳第二个30年发展的前途命运。
“面对日益激烈的城市之间的人才大战，深圳只有不断创新人才引进体制机制，才能增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高端高技能人才。”彭荣模认为，深圳必须克服以往对人才“重引进、轻培养、漠视使用”的意识与现象，应逐步形成由长期靠引进人才而转变为以引进为辅、培养为主、使用为导的既先进又科学的人才战略。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刘洪一也建议，深圳应拓宽高端人才培养渠道。充分利用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城、深港产学研 基 地以及南方科技 大 学等优质高等 教 育 资源，加强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和科研团队建设。
刘洪一还建议，深圳要提高人才层次，今后要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以此带动高、中、初级技工队伍的梯次发展。他建议政府探索建立与完善高、中等技工教育与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立交桥，实现资源共享，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让各种类型的人才都有上升的通道。
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则明确指出，深圳人才的流失不仅在于高房价，更多在于学习的氛围和平台不如内地一些城市理想，学术的氛围和平台也不如北京上海等地。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应春也认为，人才问题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交通、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因素同样重要。
发展之路，人才为本。三十而立的深圳，面临着人才之困，如何破解？这关系着深圳第二个30年发展的前途命运。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局长王敏就认为，人才不是单一的问题，需要引进、发展、培训、事业成就等全方位的配套措施，更需要公共财政的扶持配套，还需整个城市管理相配合。
在今年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 告中，人才问题被给予浓墨重彩的重视，表明官方高度重视的态度，这是好的开始。
专题统筹：南都记者 张小玲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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