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 檀

地方债务在短短几个月内，从4万亿飙升到7万亿，这是去年大规模信贷扩张的后果。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介绍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去年5月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多达4907家。而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看，债务率为97.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

任何能够确定的风险都是可控的，最让人担心的是不可控、不可知风险，如恐怖袭击和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金融危机之后，黑天鹅理论大行其道，正是因为该理论深刻地揭示风险的非常态分布。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否可控，是决定中国会不会发生地方债务危机的前提。

有关方面意识到风险，对地方借贷从严控制。从今年开始，银监会等部门对于地方借贷有严厉的约束，不仅压缩未经发改委批准的基建项目，还对去年的地方政府项目一一拆包分解，要求各银行重新评级，以确定风险。在6月30日前，银监会要求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资产进行清理和足够的拨备。与2009年不同，今年地方政府试图通过信贷平台，将债务风险转嫁给银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解决地方债务可以靠印发货币收取铸币税，把风险转嫁到国民头上。如果地方债务固定维持在7万亿甚至10万亿的规模，或者占地方财政的60%左右，情况不算太糟。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前，剥离坏账达到2万多亿元人民币，坏账回收率仅20%，大多靠铸币税也就是印钱加以稀释。而国企债务也多次予以核销，据财政部数据，从1994年到2007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这一核销项目只是国企核销中的沧海一粟。

除了政府通过铸币税等方式取消债务之外，证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通道。国企资产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了高溢价。去年注入证券市场的1800多亿资产获得了十倍以上的溢价，这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注资重组频繁的深层次原因，同样的资产在不同时期获得大不相同的溢价，于是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掌握诀窍，重组、注资、分拆、整合，没完没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拥有的所有资产，基本上都包装在上市公司中，各地的城投公司、高速公路公司等是一大景观。以东北高速这一上市公司论，为解决大股东之间的难解之结，在今年3月分拆为两家上市公司——— 吉林高速、龙江交通，上市之后一度出现股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大大弥补了以往的欠债。证券市场有极强的变现能力，如果推出概念，诸如重组之后股权明晰，有利于内部治理结构，可以提高资产回报率等等，大多数时候投资者就会买单。

当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高价变卖资产解决财政困境。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现实的爆发可能。原因是，中国的累计债务占G DP的比重在40%-50%之间。而且，中国政府的资产非常多，土地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可变现的国有资产，一旦需要可以变现，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除了矿产、企业等资产外，政府还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事实上，在房地产上升之时，土地资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变现资产，也是信贷最重要的抵押品。通过变卖资产减小负债额度是常用方法，我国在改革之后的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中，许多国有资产向民企卖出高价。

中国地方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两大不可控风险。一是将借债多、基建规模大当作政绩，导致债务增量急剧上升，从7万亿轻松上升到10万亿，甚至出现不可知的隐藏债务；二是地方政府行政成本不可控，如湖南溆浦一县，总人口87万，非农人口5万，全县吃财政饭的人数高达3万人。从非农人口算，约0.67人养活一个吃公家饭的。

如果企业效率低下，在证券市场总有一天圈不到钱，如果行政成本无度扩张，最终将招致市场抵抗，再多的资产也会给败光，银行有再多的家底也会给掏光。(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