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6-12
“全裸”乡政府吓跑上级深思：不能让改革者吃亏
自3月15日起，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将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引来众多喝彩。但现在，这个乡政府面临着麻烦：很难从上级政府那里争取到资金支持。
白庙乡政府的改革之所以陷入麻烦，恰恰说明其制度创新发挥了效用。到“下面”调研、办事，吃饭喝酒本来是潜规则。自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前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工作人员比平时减少一半，即使到来，多数客人也来去匆匆，不在白庙乡吃饭。这些上级工作人员如此洁身自好，完全是因忌惮白庙乡政府的财务公开制度，他们害怕被列在吃喝名单中。
这是白庙乡政府财政开支公开制度产生的良好效果。当初推出这项制度，设计者大概没料到它还会对上级政府官员产生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说明，财政开支全面公开，哪怕从最基层的政府开始，也可以产生重要的整顿吏治的作用。
当然，白庙乡政府现在的苦恼也是真实的：坚持财政开支全面公开，有助于打造廉洁政府，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廉洁反而让它难以从上级政府那里争取到资金。媒体也报道，乡民要求乡政府做几件实事。言外之意是，一级政府，哪怕腐败一些，只要经济增长了，只要能从上面要来资金，就是好政府。这种观点，也就是让这个进行制度创新的乡政府放弃改革，重回旧路。
还好，主持这项制度创新的白庙乡政府官员已表明了坚持财政开支全面公开的决心。这是可贵的。白庙乡政府虽是偏远的基层政府，但它的制度创新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偌大一个四川、偌大一个中国，不能允许这个并不复杂的制度创新坚持下去，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政治改革又将何从谈起？
因此，现在需要白庙乡政府的上级政府表明态度，从区政府、市政府到省政府等，都有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表明对这一制度创新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既包括态度上的支持，更包括财政上的支持。如果白庙乡政府为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得不放弃现在的改革措施，那么，其所有的上级政府都要为此承担责任。总之，不能让改革者吃亏。
媒体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保护白庙乡的制度创新。比如，媒体可以详尽调查，白庙乡从巴中市、巴州区相关部门获得的财政支持，是否比同等条件下的其他乡镇要少，或者说，白庙乡在实施改革措施之后，获得的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是否比没实施前减少。通过这样的调查，可以揭示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真正态度。
白庙乡政府的困境也对高层级政府、对全社会，提出了严肃的保护机制设计问题。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按照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这种改革通常从基层开始。这样的制度创新对社会的良性演进至关重要，也可为高层级政府设计改革方案提供试验、知识。但是，基层的制度创新，通常会面临中间层级政府的巨大压力，这一点已成常识。
社会和高层级政府要想享受基层制度创新的好处，就需要鼓励、保护基层创新的机制。舆论通常会对这些创新给予支持，白庙乡政府的困境似乎提示，更高层级政府可以考虑设立“制度创新财政专项补贴”，让那些勇于制度创新的基层政府能打破固有行政链条，享受财政上的好处。这将鼓励基层政府创新，从而推动整个政府改革向前探索。
【新京报】
四川白庙乡“裸账”后处境逆转值得高兴么?
媒体报道四川白庙乡“裸账”后被上级部门“冷遇”———到各个部门苦跑了两个多月，没争取到一个项目和一笔资金后，日前，该乡党委书记回应称，有的项目资金已到位，水电路等相关部门都很重视白庙乡的建设(6月11日《新京报》)。
为何不到几天的功夫，白庙乡党委书记的说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照笔者看来，无非有二种原因：一是乡党委书记毕竟才是一名科级干部，上面的“公公婆婆”很多，乡里今后的发展都需要他们的关照，得罪不起，不得不“改口”；二是迫于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有关部门要作出支持改革、支持发展的姿态，所以才会出现一时间由“冷遇”到“热捧”的转变。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从这起事件中都看到了媒体舆论的作用，看到了网络监督的力量。由媒体和网络率先造势，形成一定的社会反应，相关部门随后表示关注，雷厉风行地解决问题，这成为最近一两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一个基本程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事情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公众舆论对白庙乡的一致“同情”、“支持”、“支招”，在对有关部门不作为的一致“谴责”、“批评”、“抨击”下，白庙乡的处境将得到有效改变，至少在表面上和短期内会是这样。如此一来，又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对白庙乡的“冷遇”是官场潜规则的“合法伤害”，对白庙乡的“热捧”是官场潜规则的“合法给予”，本来都在上级机关的“一念之间”，为何媒体的介入会变得如此迥异？
从传媒理论学的角度来看，媒体在社会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中，应该是中立的。一方面，媒体应该听弱者声音，应该有扶助弱者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在面对冲突时，要有中立价值观，平等倾听各方声音，而不是仅仅替某一部分人说话。相对而言，这样一个中立价值观赋予了媒体能够更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从潜规则的“合法伤害”到“合法给予”，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机关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行使行政职权，关键不在于媒体和公众的态度，而首先要为行政权立规矩、严监管，使得冲动的行政权不因外界舆论影响而左右摇摆。换言之，如果没有为行政权立好规矩、落实监管，白庙乡得到官场潜规则的“合法给予”只能是个案的、暂时的、表面的，公众没有丝毫理由高兴起来。 ●徐娟
【南方都市报】
行政成本要自我节制更要外部监督
财政部日前发出一份政府采购通知，规定了明后两年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饭店的标准：原则上省级政府所在城市的定点饭店客房采购价应控制在600元以下，标准间和单间的采购价格应控制在300元以下，其他地级市的定点饭店采购价应低于上述标准。此外，旺季的采购价可比淡季提高50%，而在2009-2010年度这个标准是200%，本次收紧了加价幅度。
公务员出差或举行会议，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财，是公帑，进行标准限制本是理所当然。这起码给人一种感觉，政府正在努力建设节约型政府，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作出表率。从财政部的这份文件看，公务出差和住宿的标准似乎并不算高。不过，考虑到标准允许上下浮动，而浮动的内情又难为公众知晓，这就为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谁都明白，标准与标准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
政府为行政采购制订价格标准，固然是必备程序的一个环节，但采购价只是细枝末节，如何成交、成交规模才是重点所在。毋庸讳言，民众无法左右政府采购标准的制订，更难以察知标准执行的实情，却也并非完全不知道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诸如台式电脑均价逾万元、花费数百万建个网站、豪华轿车进入采购单、招标时高价者得等不正常状况时有所闻，但舆论在惊呼与气愤之余深感无能为力。尽管只有公开透明的采购才谈得上是对政府进行监督，也才是清廉政府的合乎规范的标准动作，但这一常识基本还停留在纸面上。
其实，制约的办法并非全无，关键是能否得到执行。今年年初，国家审计署表示要争取在两三年时间内促成地方政府公开财政预算。今年4月，财政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规范、有序地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工作。这是因为，完整、彻底公开行政开支乃是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若想取得公众信任，必然要和盘托出自身的开销细目。可是，一些地方以国家秘密为由将政府预算掩盖得严严实实，更别提公布那些不可能悉数列入预算的行政开支。
当前，民众要求政府公开行政成本的呼声很高，关键是看政府有无诚意作出呼应。广州市去年公开了部分预算内容，尽管受到一些质疑，但褒扬比批评要多。公众从公开了的行政开支上发现问题，激发起问政热情，想更多地了解政府使用税金的实情。这种期待比挑剔公务员该住什么标准的房间广泛得多。
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财政部在明年报告行政费用情况，以解开这个巨大的谜底。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披露，仅2005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与公款旅游三项总计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昂贵的政府成本关系到反腐等大问题，越早公开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将行政账本锁进保险箱里，回避问题，延缓解决，这样的局面与全国人大及公民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压制行政公开的阻力不可低估，要求公开与拒绝公开的拉锯战仍会持续。公民不放弃使用舆论压力，并用行动促成行政公开。比如，一些“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就在努力尝试申请公开预算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