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先生撰文《致总理：你不是人民的儿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总理与人民的关系。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深情地表示：“我是人民的儿子”。显然，温总理的话，是承续了邓小平先生的著名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种表达，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人民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暗含着他们对人民的一种责任。

　　当然，无论是邓小平先生，还是温家宝先生，用“儿子与父母”的说法，去定位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定位，是基于道德的，而不是基于政治与法律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吴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总理不是人民的儿子，总理就是总理，我们要摒弃那种将职业血缘化的倾向。”吴先生更多地是依据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政府权力为公器，所有政府官员与人民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毫无条件地为人民的利益、为社会的公益服务的。服务得好，人民满意，他们就可以干下去;服务得不好，人民不满意，就可以解聘他们。

　　吴先生的话没有错。但是，吴先生的话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道理，他忽视了另一个方面的道理。即政府官员对人民不但有法律的责任与义务，也有道德的责任与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孝道的。“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一种人性的表达，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强调的是一种敬老尊祖的心理感情和行为秩序。后来由孝道为统治者利用，演化为一种政治统治文化，也就是历代君主都强调“以孝治天下”，将“孝”演变为“忠”，变成了统治阶级特别是君主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工具。“三纲五常”等等，都是这种由孝而忠的强化与固定。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孝忠”内容是一种糟粕，是不应该为中国现代化所接受的。

　　但是，在摒弃“孝忠”文化的同时，我们却不应将中国传统上“以德治国”的某些优良成分也抛弃了。以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注重“以德治国”，并赋予“以德治国”新的内容，应当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特色。

　　首先，邓小平或温家宝先生将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儿子”，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社会君主都将自己定位于“天子”，即“天的儿子”，而人民不过是“子民”。虽然也有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和理论家强调“民本”，但大多是一种基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利害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领导者和人民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压迫的阶级对抗关系。不但皇帝是掌握人民生杀予夺大权的高高在上的主宰，而且连小小的县令也是人民的“父母官”。因此，邓小平、温家宝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儿子，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官与民的关系，将官民关系重新定义为民尊官卑、同时具有深厚的伦理感情与道德责任，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其次，我们不应该将官民关系中人伦的表述与政治的表述完全对立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国度，伦理泛化固然是不对的，但基于人性的一种政治表达，却是具有良好功效的一种对官民关系的说明。具有责任感的中国领导人中，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领悟与修养的领导人，越是自然而本能地用道德伦理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滚滚、道德失范、物欲横流的时代。西方资产阶级优秀文化中的天赋民权、社会契约与民主理论，当然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我们怎样争论，它还需要一个过程。以法治国也是这样，法律的实现包括其所依据的法理的认同，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着各种窒碍。这时，如果真正能树立新的道德观，摆正人民与官员的道德关系，在以法治国的同时，辅以以德治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倒觉得，与其争论“总理是不是人民儿子”，不如下大功夫解决官员言行不一的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胡锦涛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口头的宣示变为实际的行动。就如“三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滥用)消费一年耗费公帑9000亿元，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养老、住房等问题却投入不足，不足公车消费，这难道是一个“儿子”对“父母”应有的表现吗?面对社会反响强烈，政府至今对“三公”问题不予回应，大概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所应为的。如果我们的大部分官员都有温总理的定位，摆正与人民的关系，加深对人民的感情，做好本职工作，不贪不渎，为人民服务，那么，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应该能顺利解决了。

　　“以德治国”如果光说不练，还不如不说。

　　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梳理，对其精华继承并出新。无论如何，“以德治国”应当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以身作则，在家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儿子，在外做一个尊重人民的好公仆，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本文首发于2006年4月4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