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考

文/石 铭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当今许多官员常用的口号，是一句典型的现代官方语言。我不知道官员们说这话是针对谁的，若是用于自勉，我觉得没有必要公开说出来；若意有他指，则极其荒谬。因为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老百姓空谈而灭亡的。相反，对国家来说，允许老百姓空谈的，必然兴旺发达；而压制自由言论的，不可能长久。

“空谈误国”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流行，起自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2年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竖起了一块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几个大字的宣传牌。因说者众多，这句话最先出自于哪位官员之口，现已无从考据。若究其源头，从近处看，应该属于邓小平那句“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另样表达；往远处说，则源自于历史上针对魏晋谈玄之风而引发的“清谈误国”之说。清谈与空谈虽然各有所指，但在大多数场合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均指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邓小平这句话，在此不予置评；我相信，历史自有结论。而对于“清谈误国”之说，则纯粹是站在权势者的角度上得来的。因为但凡了解魏晋历史的人都知道，误国的并不是清谈家。当时的清谈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竹林七贤、王衍、乐广等人，他们中哪一个也没有误过国。致使魏晋灭亡的司马氏篡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和这些人的清谈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清谈误国”多是独裁统治者镇压不同意见者的借口。司马昭杀嵇康时，定罪的依据就有“诋毁典谟”的清谈一说。

将空谈和实干进行对比，用心极其险恶。因为在专制社会中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都掌握在官员手中，老百姓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权力。对国家大事，老百姓只能议论，无法实干。至于老百姓的议论是否切合实际，也没有检验的机会。因为无法检验，统治者就可以将老百姓的所有议论全说成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样看来，所谓“空谈误国”，实际上就是剥夺老百姓议论国事的权利，是对老百姓因言治罪。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底层一直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范仲淹讲“进亦忧，退亦忧”也是这个意思。“忧”，就必然要“谈”要“议”。老百姓的“谈”和“议”是民情、民意的表达，也是官员们管理好国家不可或缺的依据。

在中国历史上，允许空谈和禁止空谈，对国家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周厉王派神巫监视发表议论的人，使人民只能“道路以目”，并自我得意，但最终他却被愤怒的国人赶走。在战国时期，正是因为有了百家争鸣才催生出了一个统一的秦国。而秦国也是因为焚书坑儒不许老百姓空谈，才历经二世就亡了国。三国时期文化上的开放招致了西晋的统一，而西晋司马氏政权对言论的压制却是其早早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因言获罪最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老百姓是不敢公开议论国事的。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赶了上来，中国也才有了其后丧权辱国的惨痛经历。此外，若没有1957年反右时对知识分子言论的打压，就不会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后的大灾荒，更不会有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老百姓空谈并不会误国；相反，不允许老百姓空谈才会误国。

当然，若“空谈误国”口号完全是针对大权在握的当权者而发，则也有几分道理。先秦时期，宋襄公空谈仁义差点丢了性命；赵国的大将赵括纸上谈兵，使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5万赵国军士成为秦军的刀下之鬼。还有那些从古至今经常把爱民、为民挂在嘴边却不干实事的统治者们，听听“空谈误国”的警戒，似乎也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