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人和地区富起来了，且是大富。中国富豪榜的门槛年年提升，富豪总数也是坐二望一。一些富裕的地区，如上海、深圳等地，不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水准，已经赶超发达国家。熟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却移民了。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至今仍如火如荼，过去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各路精英豪杰辈出的时期。很多人搭上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顺风车，迅速崛起，踏入令人欣羡的精英阶层。然而，就是这些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当前移民潮的主力军。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潜力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去，让我们看到，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鞋和袜子，还输出最宝贵的人才和财富，捎带着的可能还有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

　　其实，自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以来，人才的流失就没有停止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也是最大的精英输出国。按照2007年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更让人惊愕的是，中国发展的速度越快，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甚至有专家说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语境下，移民的精英反而越多了。

　　中国的精英们，尤其是财富精英，本身就是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社会地位的爬升与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数亿底层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正是那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拼命的打拼，拿着微薄的收入，承受着远离亲人的孤独，才有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的所向披靡，才让美欧国家闻风丧胆，才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同时，他们家乡赖以生存的的土地可能被低价强制征用。因而，那些完成积累的精英们的坦然离去，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责任在精英眼中的分量是何其的渺小。

　　当然，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精英们的身上。追根溯源，中国中坚阶层的流失，显露出的是“软实力”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概念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可见它道出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一个国家来说，一般“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则体现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另外，“软实力”还被表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中国本来就地大物博，人口多，随着这几十年的发展，“硬实力”可谓有了质的飞跃。可是，我们必须清楚，“硬实力”的提高非但没有提高“软实力”，反而削弱了“软实力”。

　　中国社会流行的“公考热”与“投机热”，流露出的是中国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当局一再宣传的主流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且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价值真空状态，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同时，传统的优秀价值正被遗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始终以GDP为主轴，以至于当前众多地方政府仍然将其奉为圭臬，科学发展遭遇掣肘，面临考验。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不足，使得那些财富新贵与知识精英们不得不寻求稳定安全的环境。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移民，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穷人都是损失。比如，企业家手中有资金，在国内投资会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生物等各领域的精英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要想留住精英人才，关键在于留住他们的心，根本在于共建一个公平、正义、诚信、法制的生存环境。只有“软实力”强大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试想，一个连本国精英都吸引不住的国度，何谈吸引海外精英，又遑论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呢？实质上，那些精英流失不仅是移民那么简单，而是人员的非正常流动，因为这仅是单向的输出。因此，中国要想留住精英人才，阻止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必须改观孱弱的“软实力”，缔造一个成熟，包容，有向心力，凝聚力，吸引力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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