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遇袭成为近期热词的背景下，陈卫东教授提醒说，“法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汤劲松认为，陈教授“很激动”的“一人之见”，“恐怕很难有说服力”。汤文先是断言法官遇袭是“小概率事件”，接着反问：“如果面对诉讼请求者的法官也算高风险职业，那么，面对已定罪者的狱警岂不是世界最高危职业？”当然，司法不公导致法官职业高风险才是汤文论述的重点。

被泼硫酸、被枪击、被拘禁……即便仅从近期频发的法官遇袭案件来看，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不仅“恐怕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漠视法官人权，不够厚道。汤文以狱警和法官来类比职业危险性，同样缺乏说服力。狱警和法官面对风险的预警状态和处置能力显然有区别，职能内容也不同，就可能的危险性而言，诉讼请求者亦未必一定小于已定罪者，而且狱警职业高风险和法官职业高风险并不相斥。如此运用归谬法，恐怕是“谬”人不成反“谬”己。

至于汤文说作为“水源”的司法不公导致法官职业高风险，确有道理和深度。但在法官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二致而且事实上法官也被归为公务员管理的现实语境中，似乎汤文必须论证其他行业的公正度高于司法领域，或者在和司法同样不公的领域，公务员“领受”和法官同等的“风险”，说服力才充分。果真如此么？在交通、房地产等腐败重灾区中，其公务员摊上被泼硫酸、被枪击、被拘禁的“小概率事件”和法官一样抑或更多？

笔者认为，法官职业确有其招致风险的特殊性。第一，法官要做的大多是调整当事人间的利益分配，难以皆大欢喜，这和那些或增加利益或至少不减损既有利益的行政职能不同。第二，法官面对的当事人，诉讼利益个人化和深刻化，而非某些行政职能涉及利益的公益化或泛化。第三，法官签名于裁判文书之上，履行职能个人化，而非行政时的部门化，矛盾易于聚焦。第四，相比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法院判决的终局性使矛盾更易积淀和激化。正因为法官的这些职能特点，决定了司法不同于行政，它要求法官的职业性、独立性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强调程序正义和司法权威。而现实中的司法却呈现出实然和应然的巨大反差。在权力架构和运行中，法官和普通公务员一样，司法也俨然是一种“行政”。缺乏应有地位和权力的法官，面对转型期种种深刻复杂的矛盾，超负荷地把守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风险不大才怪。更何况在法官腐败和“被腐败”的交织中，司法不公与本就很弱的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又形成了恶性循环。

仅仅将泄愤报复行为不由分说地看做是司法不公的“咎由自取”或汤文所说的“提醒式预警”，那就失之以偏或浅了。至于“法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斥之以“一人之见”或矫情，而应该从中看到，司法要达致公正、公信和权威的状态，制度建设实在是任重道远。

□西门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