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6-20
政府公开预算不需要什么条件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一是法律有规定，二是群众有要求，三是政府有积极性，所以，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
这话完全正确，也显示了全国人大对预算公开的积极态度，值得欢迎。不过，公开预算，没有什么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条件永远都是成熟的。换言之，公开预算无须什么条件，它是政府无条件地要做的事情。
高强似乎过分强调了预算公开面临的技术难题，即预算管理的很多基础性工作还不够完善。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公众很关注“三公”支出问题，高强说，从当前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来看，公开这些开支还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财政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全国各级政府的“三公”支出不能由中央政府的财政部编制出来，只能由各级政府自行编制。
这样的说法让人不解。公众希望公开公务员的“三公”开支，各级政府都应当对公众的这一要求作出回应。公众也没有要中央政府的财政部公开全国各级政府的“三公”开支预算，但它能否率先公开中央预算范围内的各部门的“三公”开支？
高强举的第二个技术难题是，部门预算中既包括部门机关本身的支出，还包括所属事业单位的支出。比如，教育部的部门预算既包括教育部机关运行所需的支出，还包括所属100多所大学的收入和支出。既包括财政拨款支出，还包括所属单位自己组织事业性收入安排的支出，政府各部门也不可能将所属单位一年的各项支出都编制出来。
按照常识，这一点不应构成预算公开的障碍。预算公开的含义是，预算内的项目都应公开，不论由谁最终支出。为满足预算公开的要求，教育部完全可以要求获得拨款的大学制定预算。这些大学也必然制定了预算，否则，教育部凭什么拨款？这些大学既然有预算，公众也有权利知道大学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那教育部就应当公开它们的预算。
由此看来，技术理由不能支持政府拒绝或拖延公开预算的做法。话虽如此，在很长时间内，预算确实没有公开，现在即便公开，项目也比较粗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说来并不复杂：第一，民众不够主动。第二，各级人大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预算资金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来说是由政府的行政分支支出的。基于人和机构的本性，这些部门肯定倾向于不公开预算。谁愿意接受监督呢？另一方面，民众作为纳税人，作为公民，肯定希望预算全部公开，以便知道官员是否合理地花费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公共资源最有效地服务于公众。因此，预算公开，首先是民众呼吁、争取的结果。
不过，民众的这一利益在宪法上也有制度保障，那就是人大的预算审查、批准与监督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的权力，头八项都是立法和人事选举权，接下来就是“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这也是地方人大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有权审查和批准预算。换言之，宪法让各级人大担当了替人民管好预算的责任：人大应当审查和批准预算，要求行政机构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把钱用到符合公众利益的地方；人大在完成了预算的审查和批准后，政府自然可以详尽地公开给国民。
应当说，过去若干年来，预算公开情况有所改观，主要就是公民和各级人大推动的结果。比如，民众申请地方财政部门公开政府的部门预算，获得一些部门的积极回应。要进一步推动预算公开，当然也得主要依靠公民的积极行动与各级人大的努力。
在这方面，全国人大可以通过更为细致的立法，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向人大提交更为详尽的预算报告，包括比较具体的部门预算。人大也可以要求财政部门提早向人大提交预算草案，给人大代表留出充分时间进行审议。各级人大也可以为公众参与预算编制、审议创造条件。这些预算经过审议、批准之后，各级人大即可向公众公开。
总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可以更为积极地充当预算公开的推动者。这也符合中国的宪制。有这样一个更为积极的人大，公民就可以有用力之处。这两者是预算公开的主要条件。有了这两者，行政部门自然会对民众的呼声作出更负责任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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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工资低是“真实的谎言”
文/魏英杰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谈到，中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比较低。
这句话是没错，不过只说对了三分之一。缺了另外一些事实，这句话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公务员工资水平高不高，那得看跟谁比。拿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和发达国家比，那是没话说，确实显得有点寒碜。但咱们不是老强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凭什么和发达国家比收入？从这点来看，拿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和其他发达国家比，本身就不太靠谱。
而如果拿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和国内其他阶层相比，虽然一般不会高于那些外企主管和白领，但是至少也是中高收入阶层（这是有研究数据的）。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公开收入，和那些一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的普通老百姓比，至少不能喊穷吧？否则的话，每年公务员考试，那么多人如过江之鲫地涌进考场，都是为了什么？这话不是说公务员收入就该低一些，而是说在国内，公务员工资肯定不能算是较低的。
中国公务员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个群体的工资收入只不过是其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坊间传言，国内公务员大多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后半句比较难以论证，前半句却应该说是一个事实。
国内公务员的工资，显示在工资单上的肯定不算高。国家总理的月薪只有3000元，其他级别官员可想而知。各个地方情况又有所不同，穷地方和富地方的公务员，其公开收入的差别也很大。近日碰到几位基层公务员，他们纷纷抱怨实施阳光工资后，一年收入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不提那些黑色收入（包括受贿等违法收入），就说那些难以惩罚的“灰色收入”（一般的红包、送礼），一年下来想必也是个不小的数字。还有，像医保、养老金、公积金等补贴和保障也该列入公务员总体待遇的清单中，这样才能如实反映这一阶层的收入水平。
此外，大量公务员除了领取工资，以及不同程度地收取其他灰色收入，其日常消费、请客吃饭、外出旅游还往往算到了公家头上。这等于是在转嫁开支，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国家财政的“三公”支出金额非常吓人，有数字披露，每年公款消费占去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之巨。在这其中，肯定不乏拿公款为个人消费埋单的现象。
由此可见，光说公务员工资水平比较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既不能真实反映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也不能获得人们对公务员的同情和理解。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让人感觉当一名普通老百姓真是悲哀——公务员都混得这么差了，老百姓还有啥盼头？但愿，有关说法别成了给公务员涨工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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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餐居然吃出了"悲喜两重天"
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为地制造能源紧缺的情景，让公务车停开一天，让公务员们汗流浃背卷起裤腿来办公，怎么说都有一种令人不悦的矫情，还有那种令人笑不出来的搞笑。
媒体报道，全省公务员在17日以不开空调、电梯等方式体验能源紧缺。没有空调的日子，公务员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吃饭，走到哪都是汗流浃背。不少人慨叹：热得刻骨铭心。这几条报道看得我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我想起了当年的忆苦餐。
上世纪70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流行方式就是忆苦思甜，就是要大会小会请很多老贫农老工人声泪俱下地诉说旧社会是怎么样的苦、新社会是怎么样的甜。但是当时的后生仔也是油盐不进，愣是不相信。于是就有了忆苦餐。让“红旗下出生甜水里泡大”的一代人亲口尝尝旧社会劳动人民吃的是什么！
这个教育方法设计者没有想到的是，忆苦餐居然吃出了悲喜两重天的效果。有人很老实，用谷糠、观音土、芭蕉树干等等做忆苦餐，小朋友自然吃得龇牙咧嘴。而有人则善于变通，用番薯、番薯藤、烂菜叶再加些许大米熬粥，这也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家常食谱啊，哇，农家菜！味鲜无比！小朋友们吃得不亦乐乎，添了一碗又一碗！
毫无疑问，低碳是值得提倡的新生活方式，但是让尊敬的公务员汗流浃背一天就能唤醒低碳意识了吗？我看未必。说不定嘴上说着“没事，我很支持”，大伙儿心里想的是：低碳不行，高碳才是王道。你看看，低碳一天，我们已经多么痛苦狼狈！
至于医院地铁等等面向各种人群的公共服务场所，无论是调高空调温度还是停开电梯，我不客气地说一句，那就不是玩体验游戏，而是草菅人汗了。
能源紧缺体验日的初衷是好的，也许是让饱受能源无忧幸福的人们去体会一把假如能源一旦紧缺的痛苦，以唤起低碳环保的意识。就如当年的忆苦餐一样，尽管方式现在看来有点怪诞，但是初衷也是为了确保红色江山万年红。问题在于，以前到处都是新社会，旧社会都根本没地方去找样本了，所以不吃忆苦餐就真的不知道旧社会劳动人民吃的是什么。而今天能源紧缺的地方有的是，比如粤北石灰岩地区，又比如同属广州的从化某些山村。要想知道能源紧缺的味道，到那里去，顺便扶一下贫就好。
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为制造能源紧缺的情景，让公务员们汗流浃背卷起裤腿来办公，怎么说都有一种令人不悦的矫情，还有那种令人笑不出来的搞笑。
低碳生活低碳办公，更有效的是来自每个领导每个公务员的低碳价值观。能少用一次车就少用一次车，能少用一张纸就少用一张纸，能少一顿公务应酬就少一顿公务应酬，马路上的拉链能少拉一次就少拉一次。等等。从每个细节入手，从每个政府项目入手，重兴勤俭之风，让文明的广州、现代化的广州也是一个勤俭成风的广州，这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低碳要义。
再看着满城的奢侈和浪费，让能源紧缺的体验和低碳的号召情何以堪？当然，我是说假如。 □陈扬
【南方都市报】
谁制造了“一身是假”的宜昌副行长
宜昌市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李晓彤，由该市以优秀高端专业人才从广东引进，后因涉嫌受贿罪被一审判处6年有期徒刑。司法处理过程中，一位债主起诉追讨李所借的70万元债务，无意中发现他的姓名、年龄、北京大学博士学历均涉嫌造假……据宜昌市商业银行一位负责人介绍，2003年，宜昌市对外公开发布引进高智高端专业人才的信息，当时正在广东深圳工作的李晓彤利用国庆假期回宜昌探亲时，听说这一信息并报了名。考虑到他是北大博士，又有在经济发达地区多家银行管理层工作的经历，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经公开招聘引进该市商业银行。
李晓彤一身是假，居然一路绿灯当上宜昌市商业银行的副行长，着实令人称奇。不禁让人想起那个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也是一身是假、一路升迁。这两个人的离奇故事，不由让人感叹原来升官发财并不太难。如果说王亚丽“造假升官”是上级领导打招呼和组织部门失职的“成果”，那么李晓彤这个“一身是假”的宜昌市商行银行的副行长，又是由谁制造出来的呢？
从李晓彤发迹的过程不难看出，他是作为优秀高端人才被宜昌市引进的，其中北京大学博士这个“美丽的光环”，帮了李晓彤的大忙，而各地对高端人才的饥渴，则给李晓彤发迹创造了空间。现在各地都十分重视培养引进和使用高端人才，一些地方甚至将引进优秀高端人才作为“一把手工程”，由书记、市长亲自抓。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引进的高端人才，确实货真价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领军”作用。但不少地方在引进高端人才上存在误区，盲目崇拜高学历人才和海外人才，简单地将高学历或有“海龟”背景的人视为高端人才。对那些名校硕士博士毕业或与“海龟”沾边的人才，在引进和使用上一路绿灯。李晓彤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仅仅用了一个北京大学博士的假证书，就轻而易举地成为宜昌市的高端人才，直至宜昌市商业银行副行长的要职。不知宜昌市有关方面引进李晓彤的时候，是如何审查他的学历和身份的。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这个北京大学的假博士，肯定还会继续升迁。
现在各地都有追求高端人才的冲动，甚至搞起了引进高端人才的竞赛，你引进一个，我就引进一批。追求优秀高端人才不是坏事，反映了对人才的重视。然而，一些地方引进高端人才，往往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对什么是高端人才，本地本部门需要引进什么样的高端人才，缺乏正确的评估和科学的规划。比如有的地方本身是农业大县，偏偏不惜血本引进管理工程、信息工程方面的高端人才；有的企业生产普通电子产品，原本本科生专科生就够用，偏偏花大价钱引进大批博士硕士。盲目引进高端人才的结果，既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又无益于本地本部门发展。
对所谓高端人才的盲目引进，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政绩观和人才观。一些地方争着引进高端人才，并非着眼于本地发展，而往往是领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通过引进所谓优秀高端人才，一方面可以在上级领导面前树立重视人才的形象，作为邀功的资本；另外一方面，可以将引进的高端人才作为对外宣传的噱头。至于引进的人才是否高端，能否发挥作用，那倒是其次了。
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拆除人才工作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一身是假、一路升迁，李晓彤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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