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近日援引最高检的资料称，向检察院举报涉罪的七成举报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打击报复，其中用隐性手段打击报复的难以追究。昨日，最高检举报中心主任王晓新表示这个报道失实。据介绍，2007年至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首次举报线索48万余件，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是20余万件，实名举报约占三到四成。检察院得到的反馈是，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很少，每年的统计不超出200件。

　　根据最高检认可的数据，仅以检察院享有管辖权的实名举报案作粗略计算，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两年间，约有1%的举报人遭到报复。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统计没有涵盖检察院以外的举报案件，比如纪委或其他上访受理机构；此外，统计也不可能悉数清点举报人遭受隐性迫害的案例。无论口径如何，最高检在澄清数据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实名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实。

　　不管对统计数据抱有怎样看法，对举报人而言可能意义都不大。因为只要举报人遭受打击，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噩梦，不仅会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创伤，还可能失业甚至失去生活，人生被动地坠入困苦。考虑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恶劣后果，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比例都不该有丝毫庆幸。在统计比率背后，是生命和权利的险情。

　　在现有的情境中，举报行为要挑战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权力。贪腐作为权力常见的病态形式，始终是举报人的敌人。但正因为弄权者要确保稳固的地位，必然要或明或暗地使用权力自保，压制和打击举报人，直到他们不能说、不能动为止，以求彻底消除他们对弄权者的威胁。因而，举报就是对权力的公民监督，也可以说是对权力腐化的不顺从。举报的反面就是权力。

　　权力的放纵可以直接证明举报的艰难。实名举报的比率越来越低，可见在力量对比上，举报人已然处于绝对劣势。司法机关鼓励实名举报，但对举报人来说，这往往是孤注一掷。一旦举报对象不能被治罪问责，接下来上演的就将是举报人的悲剧。举报人资料被泄露后，他们立刻成为权力监管范围内的异类，被孤立起来。如果法治不能挽救他们，他们只能被恶权清除。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保护举报人的专门法律。相关的规定散落于执行力可疑的法规中，很容易被权力阻止。河南平顶山政法委书记李长河买凶杀害举报人，举报安徽阜阳区委书记张治安的人蹊跷死在监狱。仅此可见，举报人站出来后，受到的是最高等级的死亡威胁。这让举报制度染上了正义之血，民众对这样的代价黯然神伤。

　　立法保护举报人目前没有时间表，这对举报人来说不是个好消息。为了避免受到残酷的加害，举报人更多地选择匿名举报，这就意味着主动降低举报的可信度，抵消了对权力腐败的震慑。匿名举报的增长显见举报制度的单薄，遗患重重。假如弄权者的安全感增强，举报人的安全感必然降低，社会对权力的整体督察效能随之松懈。

　　唯一可确定的是，纵然面临死亡危险，举报人也不会停止与权力的较量。在权力容易堕落的情况下，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举报构成另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列举了弄权者令人不齿的面目，证实了权力腐化的压迫性。这种现实并非可有可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受到遏制的同时展示了力量。与其争论数字大小，不如用行动护卫勇气，保全人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