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容日渐庞大的“哥”系列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近日,广州市法制办一位公务员因为对办事群众咆哮了近半个小时,被网友冠名为“咆哮哥”。

　　细听这段咆哮的录音,其情绪失控的程度、咆哮的力度实属罕见,让人想起2006年解说世界杯足球赛的黄健翔。有人说,这位公务员的咆哮反映了公务员系统的傲慢常态。但傲慢其实并不需要咆哮这种极端形式去表现,真正的优越感从骨子里散发出来,不必咆哮。所以,倒是没必要把“咆哮哥”看成公务员体系的一个代表,“咆哮哥”的情绪失控显然已经在正常范围之外,并不是常态。但公众的关注也颇有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其嚣张的姿态兴许正是某些具有官僚作风的公务员群体的漫画形象。

　　网络自发形成了一个对社会现实的讽喻系统,这个系统通过生产大量的新名词讽喻现实。“咆哮哥”不过是网民的又一个富有创意的标签,送给一个倒霉的情绪突然失控的小公务员。“咆哮哥”也许会成为2010年的又一个流行词,我们关心的是这一曝光对于公务员系统工作作风的实质改进会否有帮助。

　　在社会学意义上,咆哮不仅代表着愤怒,还代表着超出理智的愤怒。愤怒是常见的,超出理智的愤怒却是不常见的。愤怒意味着问题还可以忍受,咆哮却意味着咆哮的主体已经失去解决的愿望,只能纯粹以失控的情感发泄去完成脆弱的抗争。公务员被称为是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职业之一,然而,并不是每个公务员都很幸福。公务员况且如此,遑论其他行业。

　　一张咆哮着的扭曲的脸或许是转型社会痛苦的象征。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社会压力的增加,幸福指数的下降,让多少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他们实在忍不住,在某一个时刻爆发,那一声咆哮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还有多少咆哮,将成为这个时代被遗忘的声响?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会咆哮,那些看不到前途的大学生会咆哮,那些在政治斗争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会咆哮,那些被外遇毁了幸福的人会咆哮,那些因为人为因素导致的矿难中死亡的矿工家属会咆哮。与咆哮相对的,是狂欢,一些权贵失去理智、毫无节制的狂欢。狂欢是狂欢者的通行证,咆哮是咆哮者的墓志铭。

　　6月18日上午，一名广东网友在广州市市长万庆良的留言板留言反映广州市法制办公务员态度蛮横，并上传了一段录音，录音说明显示为网友与办事大厅当班工作人员当时在现场的言语冲突。留言中，这位网友把态度不佳的公务员形象地称为“咆哮哥”。（人民网6月22日）

　　“我拿什么纳税人的钱，我们不收案了怎么样”、“我们内部工作你为什么要指责？你不能指责”“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面对这些狂妄的话语，网友用“咆哮哥”来形容之，可谓恰如其分，而网友“你拿纳税人的钱，你就得接受监督和指责”的常识启蒙，对这位“咆哮哥”来说是石沉大海，并且引来了一句无知的反问：“我拿什么纳税人的钱？”

　　“我拿什么纳税人的钱？”从一个公务员特别是出自“法制办公务员”之口时，我们只能说，这不仅是一个公民遭到刁难的无奈，更说明了该公务员的浅薄和丑陋。

　　税是任何国家存在及运行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是我们享受文明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而促进人的尊严与全面发展必须仰赖的物质财富。应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将税收收入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全过程，其权利和义务是在国家与纳税人处在一个平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政府花费的每一分钱、公务员群体的工资都来自纳税人的贡献。因此，“我拿什么纳税人的钱？”颠覆了纳税人权利存在的基点，也证明了公务员为纳税人服务意识的淡漠。当一个公务员发出“我拿什么纳税人的钱”时，你能奢望他为纳税人做好服务吗？

　　常识告诉我们，纳税人对公务员的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公务员对纳税人负责意识的确立是一个公务员的基本理念。因此，“你拿纳税人的钱，你就得接受监督和指责”无疑是在给公务员上课，是在对公务员群体进行常识启蒙。

　　根据政治学的观点，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是一种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的双方任何一方不履约，必然导致责权对等关系的失衡。纳税人是否拥有权利或拥有怎样的权利，首先是一个政治或法律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强调纳税人权利的意义首要的一点就是制约政府的公权力，维护纳税人自身的权益。可以说，就当下而言，这种纳税人对公务员的常识倒逼启蒙越多越好，来得越猛烈越好。

　　纳税人的启蒙能倒逼“咆哮哥”们退场吗？这是一个问题。□朱四倍

　　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职了，在李连杰的游说下，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引发舆论热议。舆论见惯官场浮沉，司长算不了什么大官，很少有一个司长的去职能引发这么大的舆论关注。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王振耀所在的慈善部门受到空前关注，王本人经常因慈善争议被推到聚光灯下；其二，王是辞职而非退休，从官场走到民间，很少有官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走进官场就不再走出，走上仕途就不再回头，能上不能下，宁愿碌碌无为，宁愿退休终老，宁愿出问题了等着被撤，也不会主动选择辞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官场和熟悉的官员。王振耀的另类选择，无疑会让同僚愕然，让舆论惊讶，成为公众热议的新闻。

　　见多就不怪，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发达国家非常平常，官与民、官场与民间之间有着一种很常态化的转换机制，就好像商场的旋转门一样；官与民之间的转移，就好像走旋转门那样平常。今天的部长，明天就可能成为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当官无须什么职级等差，平民可以被提名为部长，部长卸任后没有了任何级别。

　　显然，我们缺乏这种常态的官民转换机制，官民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旋转门，而是一个单行道。以当官为尊贵，以入仕为优选，“当更大的官”当然是首选，当不了更大的官的时候，就熬到退休，到“二政府”行业协会当个会长。这样的语境中，身为一司之长、未到退休年龄的王振耀毅然辞职，自然会引发一片惊讶。

　　没什么好惊讶的，不想当官，觉得自己身在官场“很孤独”，那就回到民间。当一个民间基金会研究院院长，对慈善起到的促进作用，可能不会比一个司长小。很多人在猜测王振耀辞职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是“不想让别人说他是退休干部”。其实根本无须解释，从官场回到民间，为什么一定需要理由呢，为什么非要说成是“下海”或“上岸”，为什么不能当成是一个尊重个人志趣的自然转换？

　　面对王振耀辞职的背影，我只期待，更多的王振耀，更常态的官民角色转换。

　　□曹林(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