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7-16
如果章鱼哥有先知，则房屋不会空置
文/王志安
近来，有报章称中国的住房市场有6540万套的空置房。引用者为了证明这一数据的权威性还特别指出，这是社科院城调队调查，国家电网根据智能电表采集的数据，这些空置住房连续六个月的电表数为零。好家伙，一方面普罗大众买不起房子，另一方面还有可供两亿人住的房子空着，这不是泡沫是什么？
其实，只要稍微有一些辨别力，就不会轻易相信这个数字，经济学者郭凯计算，如果真存在6540万套空置房，以70平方米一套计算，合45亿平方米。以90平方米一套计算，合58亿平方米，中国如果自1995年以来所有新建成的商品住宅都没人居住，那积累到去年，才有望达到6450万套。果不其然，不久前国家电网专门出来辟谣，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数字，而且，目前全国所有的智能电表只有几百万，根本不可能全面采集相关的数据，媒体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社科院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城调队的组织。所有这些引用数据的源头，都指向一个叫牛刀的人撰写的博文。至此，关于6540万套空置房的谎言终于被戳穿。
但吊诡的是，6540万套空置房的数据，还在被人们广泛引用。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样经不起推敲的谎言？谎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谎言。许多人愿意相信，少数大城市房价的高涨，不是供求决定的，而是阴谋操纵的结果。如果市场上真存在6540万套住房的空置，就证明“中国的住房市场根本不存在短缺，而且明显过剩。只要政策调控迫使这些房子释放出来，就完全能满足需求”。
尽管6540万套房子空置是假消息，但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着空置，过去十几年中国商品住宅的平均空置率为11.28%，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有空置就说明市场过剩吗？一个紧俏的商品就不会空置吗？
为什么市场上某些商品会空置？是因为过剩吗？不是，和人的欲望相比，商品永远也不会“过剩”。仓库里有大量的牛奶堆积，并不是人们不想喝牛奶，也不是牛奶生产得太多了，人们喝不过来过剩了。如果免费派送，人们会排着队去领，但问题是，卖家却不一定愿意。低于一定的价格，他们宁愿等待，等待更好的价格出现他们再出手，于是就出现空置。再紧俏的商品，也会有空置。空置和需求无关，只和人们对价格的预期有关。人们对价格的预期不一致，交易就会活跃，空置率就会下降。反之，如果人们对价格的预期相对一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空置率都会增加。预期上涨卖家会选择等一等，预期下跌卖家会看一看，交易就不容易达成。
我们看看黄金市场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在过去的十年，黄金价格上涨5倍，但世界上生产出来的黄金，基本都被各国央行封存在金库里，空置起来了。空置越来越多，价格愈涨愈烈。同样的道理，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空置率，并不能证明它的过剩，倒有可能证明这是一个紧缺的市场，因为在房地产紧缺的情况下，更多的卖家会选择远期交易。
一定有人会问，明明紧俏的房子，一方面有人买不起，另一方面却存在空置，这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经济学家不这么思考问题。空置，说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薛兆丰已经有过精彩的分析。“空置，或因‘不知道’而起，或因对付‘不知道’而来。换句话说，原本看来是一种浪费的空置现象，当我们把‘不知道’这个现实世界的约束考虑在内后，空置现象就变得非常合理了。”这世上有许多男光棍迫不及待地想结婚，但也有许多剩女在失嫁。剩女们为什么不见到一个男的马上嫁出去？是因为她们不确定未来还会不会遇到更心仪的对象。如果双方知道眼前的就是最好的，肯定立马放下架子，拜堂成亲。只要我们不剥夺每个人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就不能谴责剩女为什么不嫁。
不确定是因为人的理性有局限，看看世界杯上那条著名的竞猜章鱼，就知道许多专家的分析有多么不靠谱了。不要小看不确定对人的影响，在市场中不确定既是风险也是激励，只有那些在不确定中洞悉方向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才会得到市场的奖赏。反之，则要受到惩罚。市场就是通过不确定，完成了优胜劣汰。如果章鱼真的拥有未来世界的密码，不确定就会被消灭，赌博公司就会关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政府变成那条著名的章鱼，告诉我们(或者规定)明年的房价一定会下降20%，的确会减少空置，但问题是，我们由一条章鱼来统治，风险到底是更小还是更大了呢？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南方都市报】
中国经济体征良好，结构调整务须坚持
日前，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分别公布了上半年中国金融数据以及6月份进出口总值。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63万亿元，同比少增加9270亿元。而据海关统计，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其中6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值2547.7亿美元，增长39.2%。6月份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均刷新2008年7月的历史纪录，创历史新高。
我们之所以非常关注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和进出口数据，主要基于这两个数据的基本情况将决定下半年宏观经济的基本形势和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从货币供应量看，4.63万亿的货币增加可谓意料之中，按照今年的货币投放7.5万亿的计划，下半年整个货币供应依然充足，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现实的支撑。而6月份的进出口总值和月度出口值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更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意义，对于近期海内外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具有强有力的纠偏作用。
我们看到，5月份以来，中国经济一改一季度狂飙猛进的走势，一些指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以及制造业经济采购指数和发电量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股市更是成为上半年全球跌幅最大的市场。从外部环境来看，欧元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全球经济陷入萧条的讨论又卷土重来。7月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特别强调，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下半年将进入快速回落的通道，呼吁放松房地产调控，呼吁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出台新的刺激政策的声音甚嚣尘上。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虽然不确定因素很多，有人担忧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节能减排力度加大等多重因素叠加碰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明显增大，这些并非没有任何道理。但如果放眼全球，在全球经济处于艰难复苏的后危机时代，中国总体形势仍然属于全球最好的。在一季度增长11.9%的情况下，基于预防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通胀对经济的威胁，通过调控保持适度的增长，全年达到9%左右的增长没有多大问题，再从三驾马车来看，在投资和内需保持一定增速的情况下，去年对经济增长为负的进出口今年增长强劲。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7月4日也发表文章指出，全球经济“不可能短时间内两次被闪电击中，中国经济减速很正常”，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看好。其实，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长从来都不是问题，一些人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放错了地方。中国经济从二季度开始，增长的确在放缓，但只是从一季度较快的12%左右降低到9%—10%，依然属于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真正需要关注和下决心解决的依然是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模式，依然是治理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而不是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面临“两难”，但这绝对不是一个新问题，如果说中国经济真的有难题的话，最大的难题在于，我们改变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让我们在容忍一定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到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改革上面来。
而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已经投放了4.63万亿，令人担心的进出口在6月份表现超过预期，基于此，下半年像2009年一样全年投放9.5万亿的货币的可能性不大，货币供应在下半年将严格控制在3万亿之内，要做到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房地产借题发挥，重新打开信贷的龙头。
就下半年的经济形势看，我们不否认决策的复杂，但在总体态势良好的情况下，政策切不可反应过度，以免房地产等产业在调整不到位的情况下报复性反弹。特别是对于年初已经定下的调结构、转变发展模式的目标，一定要坚持。结构调整开始得越早，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越有利，我们不能说别无选择，但应该看到，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举棋不定。
【南方都市报】
房价下降可造就经济增长第四极
上海楼市调控细则至今未出,但上海部分银行改变此前“原则上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的做法,悄然“开闸”第三套房贷。对于最受关注的二套房贷认定,部分银行也开始“适度宽松”，开始“认贷不认房”。与此同时，国资地产企业逆市扩张的战略似乎暗含着对调控放松的预期。（据《中国证券报》）
这样的情形让人担忧：本轮调控是否会重走老路？在2008年的房市调控出现了“量跌价滞”后，在当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以保增长为基调的“救市政策”应运而生。结果房价调头向上，超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极大地抑制了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教训，中央在这一轮的房市调控中，转变了思路和方法。国十条的主要着力点，就是消解普通百姓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
除了解决百姓住房，还需要厘清一点：房价的大幅下降，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影响，究竟是祸还是福。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处在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以下和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这两个住房刚性需求和住宅产业大发展“双高峰”的交汇期。
而按照《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8.7亿。届时要实现“人均35平方米”的住房小康目标，全国城镇居民住房总面积就必须达到304.5亿平方米。而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镇的住房总面积仅有116.33亿平方米。两者之间相差188亿平方米。如果加上城市的改造拆迁，每年全国城镇居民住房还要减少2.5亿平方米左右。这意味着到2020年，每年需要新建19.6亿平方米的住房。
而根据现有的统计，在上个11年间（1999年到2009年），中国平均每年仅新增住宅面积6.16亿平方米。要实现住房小康计划，每年的住房消费和住宅产业规模总量需要增长200%以上。考虑到发展的因素，我们以每年增长12.6亿平方米住房来计算，看看“低价房”所带来的住房消费倍增和住宅产业的高速发展，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究竟能多大。
按照相关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住房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9.7左右，住房消费总量为7亿平方米左右。如果房价收入比下降到6这个“合理买房负担和房价水平的上限”，即房价降至3000元，住房消费的总量就可以达到19.6亿平方米。也就是说，在全国平均房价下降40%的情况下，住房消费及住房产业一年的GDP，可以增加到5.88万亿元。如果参考世界银行的数据模型（即每销售100元的住宅，可带动130元—150元的其他商品的销售），一年多增12.6亿平方米国民住宅，更是可以带来约6万亿元的GDP。
这在当前显得难能可贵。最近逐渐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高度的债务危机，将使以往那种完全不顾政府财务风险，用“大跃进”方式超大规模过度过滥、并日趋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以此来拉动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而超常发展普通民众买得起的国民住宅产业，就成为“铁工基”发展模式的最好替代。
谋划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有创造性的思维和系统论的方法。尤其是在当前出口还没有足够的恢复，消费拉动不足，政府投资型增长“后继乏力”的状况下，大降房价，发展普通人买得起的国民住宅，可以承担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第四极”作用。因此，本轮调控不宜轻易言退，还应当继续从制度等层面深化改革。
□沈晓杰（地产评论人）
【新京报】
与民争利已侵入到财富再分配领域
近日，公务员的房子甚为惹人注意。随手就可以举出一串例子。比如，湖南长沙建公务员别墅仅1500元/平方米；陕西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八成以上的房源全部内定到全县87个单位；海南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房价约为每平方米3000多元，远远低于周边的25000元每平方米普通商品房价格；深圳公务员福利房4室2厅单价4800元……
享有完全免除土地出让金，减免大部分税费，以成本价建造的经济适用房，本来是为了给住房紧张，收入低下，无力从市场购买昂贵的商品房而建造的政策保障房。但是，有关部门却近水楼台先得月，将经济适用房的方便留给了自己。这些多贪多占经济适用房的做法，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在政治上属于腐败，法律上属于违法犯罪，从经济上看，是与民争利。
要求官府及其官员不要与民争利，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传统。西汉的董仲舒认为，一方面，官府或者官员（即“食禄者”）垄断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的利益归于朝廷、官府或者“食禄者”，使本来也可以由此得到利益的小民被剥夺；另一方面，朝廷或官府或“食禄者”利用其管理社会的强势地位，介入某些本来应该由民间百姓从事的行业，进行不正当竞争，与小民争夺行业利益。董仲舒系统地总结了反对官府、“食禄者”与民争利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一直延续流传下来。在董仲舒死后不久，汉武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拟议中的盐铁专卖政策受到贤良、文学一派的激烈批评，而批评的理由，就是盐铁专卖 “与民争利”。
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具有儒家倾向的思想家都强烈反对官府或官员凭借垄断自然资源，或者介入工商业经营与民争利。这种思想，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如果考察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可以发现，历史上所说的“与民争利”，其实与今天的情况还是有些区别，比如，在古代，官府或官员利用管理社会资源的方便，给自己谋利益而侵夺小民的行为，似乎不是谴责的重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上官府管理手段落后，能够控制的社会资源有限，除了垄断自然资源或者介入工商业经营以侵夺民利外，那时候的官府并不具有今天政府这样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职能，因此，通过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而与民争利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今天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尤其，今天的政府具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职能。在这种财富再分配中会产生十分巨大的利益，而管理者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分配和配置的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进而侵夺民众的利益。以住房来说，政府控制着土地资源（这土地本来是全民的），市场上房价太贵，重要的原因是房价中包含高昂的土地以及各种税收和费用。但经济适用房作为保障房，可以免除土地出让金，可以全免或部分免除其他税费。中央政府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补贴。这样，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相比，价格就低廉多了。这种低价的保障房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财富再分配。
由于经济适用房中存在重大的利益，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作为国有土地的管理者，也作为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者的政府及其公务员，就有很多机会染指其间，谋利自肥。特权阶层不但直接侵夺了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困难群体的利益，而且也间接侵害了全民的利益，因为土地属于全体人民，他们无须交纳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拥有豪华而低价的住房。
这就是公务员阶层与民争利的典型体现。当今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扩大了，政府拥有更多的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能够用于与民争利。因此，怎样让政府既发挥好再分配的职能，又不要把社会财富再分配到自家的腰包中去，实在是一个难题.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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