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7-17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深陷抄袭门，算来已有近四个月。在这期间，国内众多学者围绕这一事件展开激烈争论，其过程可谓高潮迭起，愈演愈烈。

正当各方争持不下之际，有人在网上以《朱学勤：学术界另一个“汪晖”？》为题发表系列文章，批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同样存在抄袭嫌疑。鉴于朱学勤和汪晖俩人的身份及所持思想立场，此举仿佛开辟了“汪晖事件”的第二战场，成为各方论战的又一焦点。

针对汪晖、朱学勤涉嫌剽窃事件，我写过两篇评论：一篇谈不妨借“汪晖事件”理顺学术监督机制；另一篇借“朱学勤事件”提出，学术打假切忌陷入派系斗争。（均见7月12日《京华时报》）应当说，这两个观点无论对上面哪个事件都管用，我并没有因为涉嫌当事人的不同而厚此薄彼，改变基本立场。

没有想到，率先作出“榜样”的并非最先遭受质疑的汪晖，而是近日才卷入抄袭风波的朱学勤。获悉有网友质疑他的博士论文，朱学勤不仅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表示将撰文逐条反驳相关指控，而且于13日向所在工作单位上海大学以及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目前，复旦大学已受理申请并着手调查，而上海大学也同意了朱学勤的要求——在调查期间，作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将主动回避，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关注。如我先前所说，这一学术审查机制一旦启动和运作，有望借以理顺学术生产与监督的关系，建立健全学术审查机制，从而挽回学术界的名誉和尊严。

通过“汪晖事件”、“朱学勤事件”，许多人这才发现：原来我们喊了多少年的学术规范，到头来却连“谁来规范”、“如何规范”等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建立一套普遍认可的学术规范与监督机制。

例如，在“汪晖事件”中，任由诸多学者喊话，不仅当事人始终不出面回应，所涉学术机构也躲躲闪闪，不愿意启动相应调查机制。于是乎，原本应当由学术共同体来解决的学术争端，几乎变成了一场公共闹剧——只看见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大打口水战，纷纷发表公开信，各方却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把问题提交给能够解决、也必须由它来解决的学术审查机制。这表明，国内学术界即便存在学术监督程序，那可能也是形同虚设，没法当真。

再比如说，在“朱学勤事件”中，许多人讨论的问题是：既然没有举报人（那名网友只是质疑而未进行举报），朱学勤有没有必要、或者能否主动要求相关机构介入调查？朱学勤则表示：“不公开姓名的指控，非常不严肃，可以称得上‘懦夫’。”这等于是在说，匿名质疑（举报）并不具有正当性。更有意思的是，朱学勤申请启动学术调查程序，居然是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5年来受理的第一个由被指控抄袭者提出要求的学术调查、仲裁案例。

可见，在如何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等问题上，国内学界仿佛是两眼一抹黑，搞不清楚该怎么操作。至于具体到以哪些学术规范来界定抄袭，目前来看更是乱成一团麻，众说纷纭。实际上，在这方面并非缺乏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只不过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一到了国内似乎都不管用了。也因如此，同样是涉嫌抄袭事件，相关机构是否介入调查根本不是依赖于一整套的学术规范体系，而看上去更像是在撞大运——不仅要看这家学术机构的心情如何，还要看涉嫌当事人有没有这种觉悟！

学术监督如此随意，如何规范学术活动，谈何惩治学术不端？大家都在喊打假，人人都表示要捍卫学术的尊严，说到底却连最基本的学术共同规则都没有，或者说有了相关规则也无法受到普遍的尊重，这大概是这两起涉嫌抄袭事件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也可能是最大的笑料。没有共同规则，还谈什么学术共同体？所以，通过这两桩涉嫌抄袭事件，人们不仅有必要盯住当事人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还应当意识到，构建一整套学术规范和监督机制尤为重要。

从根本上来讲，许多人之所以关心“汪晖事件”、“朱学勤事件”，也不是想看这些“学术大佬”出丑、闹笑话，而是关注当下学术风气以及学术规范等问题。否则的话，搞臭一个汪晖，打倒一个朱学勤，又有多少意义可言？所幸，人们寄望于汪晖而他没能做到的事情，朱学勤做到了。乐观地看，随着相应学术调查程序的启动和运作，此前仍存在争议的若干问题可望得到澄清，相关学术规范和监督机制也可能因此获得进一步完善，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凯迪网]

相关评论

北大请别拿“生源质量”说事儿

    北京大学在北京的高考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北大在京实际录取人数比计划招生人数增加了112人，扩招比例超过40%。北大招生办解释，如此大比例扩招是因为北京考生报考踊跃而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7月12日《京华时报》)。

    在高考录取工作中，高校临时调剂招生名额很常见，但在某地如此大比例扩招很少见。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考生上名牌大学比较容易、一些“全国名牌大学”几乎变成“地方名牌大学”、教育部多次明确要求部属高校压缩本地招生名额的背景下，北大在京大幅扩招显得尤为扎眼。

    北大在京大幅扩招的理由是“北京考生报考踊跃”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前一个理由根本不是理由，因为外地考生报考北大同样很踊跃，准确地说是更加踊跃，在那些偏远贫困地区，一名考生考上北大可以轰动一个甚至几个县，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往往寄托着成千上万学子的梦想，他们眼巴巴地企盼北大多赐予一个招生名额。北京“生源质量非常优秀”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北京高考是单独命题，其录取分数线及考生成绩与其他地方没有可比性，北大招生工作并没有面试环节，同样只是看高考分数，凭什么认定北京的生源质量比其他地方优秀呢?

    当然，北京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搞得比较好，北京考生的综合素质整体上比较高，这似乎能够成为北大在京扩招的一个理由。可是，考生的“素质”究竟指什么?笔者想起了北大校长周其凤去年11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学生的素质要全面考量，“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知道尊重别人，更能吃苦，更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周校长这番话说得深刻而大气，考生的综合素质不仅指文体特长、见识谈吐，还应该包括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吃苦耐劳、孝敬父母等软指标，我们不能仅以城里人的标准去衡量农村考生的素质，正如不能仅以农村人的眼光去衡量城市学生的素质。问题是，说是这么说，能否将之落实到招生行动中呢?

    目前我国名牌高校里城市学生的比例高达80%，农村学生的比例仅为20%，即使农村考生的综合素质果真比城市考生差一些，那也是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分享了较少的教育资源所致，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已经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为了弥补这种不公平，高校招生应当努力向农村考生倾斜、向落后地区倾斜，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浦江潮)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