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7-19
近年来，群众对官员道德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集中研究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建的一项长期任务。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加大对官员道德修养的教育、培训、约束力度，使其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讲官德。对领导干部而言，道德门槛应该比普通百姓更高一些。然而，时下一些为官者的行为举止，不仅脱离了官德的水准，而且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官德缺失之痛，在撕扯着公众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执政党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勇气和智慧。
官德与官相连，官与权相连。所以，官德的核心，就是如何用权的问题，就是权为谁用的问题。权为谁用？作为官员肯定能张口就来。然而现实又是怎样呢？
抛却我们习以为常的“权为己用”的贪污腐败案不说，请看看某些失德官员的言行：近年来披露的案件一再证明，玩弄女性已经成为堕落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们不以为耻，反而把情人的姿色和数量当做炫耀的资本；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还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面对陷入尘肺病痛苦之中的农民工，某些官员面无表情，推三阻四，不理不睬。无奈之下，病人只好“开胸验肺”。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如今，某些“父母官”的心肠却比石头还硬，有人将之称为官场“心硬化”。
我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官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重视和强调。《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中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一举一动都有导向作用。
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德兴，政权安，国运旺，百姓幸福；官德衰，政权乱，国消亡，百姓遭殃。
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一个随时准备用生命去殉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领导干部，必定能够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必定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相反，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处世哲学的领导干部，也必定视民众为草芥，视公利为私利，专权跋扈、践踏法纪，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常见这样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本来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社会变了”，自己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本来作风霸道、横行乡里，却巧舌如簧地说什么“如今的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放在眼里；本来作风腐化、挥霍无度，却牵强附会地说什么“大环境如此，只好随波逐流”，不顾羞耻为自己的恶行开脱；本来拜金主义、私欲膨胀，却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这些事实说明，在时代发展、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的大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头脑清醒、谨言慎行，坚定政治信念，坚守政治操守，绝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丧失基本的党性立场和道德规范。
为官之道，在于恤民；尊道贵德，在于气正。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实际上，这正是官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一个领导干部只有体恤民情，才能体察民意、集中民智，做到“以人为本”，真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福祉上来；只有风清气正，才能严于律己、防微杜渐，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声色所迷。
实际生活中，不少领导干部嘴上挂着“以德治国”，但常常忽略了“治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己的官德修养。“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不难设想，如果依靠一个官德失范的领导干部当权理政、号令百姓，民何以堪？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但在一些地方，提拔使用干部往往看重的还是“高学历”“高智商”，却忘记了做官“德”为先的根本要求，这些年个别地方重用的“学高德寡”干部祸国殃民，就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正则吏治清。眼下，各地都在认真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旨在严格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确保政令畅通、责任到位，这固然是整肃吏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把官德教育、党风建设、政务公开、评价机制和监督体系等行之有效的干部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道德修养如何，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考核表”交由民意来填写。这样，官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不会乱来，官德缺失现象也会一天天好转起来。（记者 侯严峰）
【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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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官场腐败的十大新“变种”
俗话说：“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与时俱进，腐败分子也在不断变换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反腐败的难度。以笔者观察，当下官场腐败主要有十大新变种:
一是“情妇腐败”。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二是“秘书腐败”。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终审被判无期。
三是“家族腐败”。腐败最大的特点是权力的腐败，而“权力的家族化”则为权力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终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堪称权力家族腐败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四是“借用腐败”。 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形势下，一些人挖空心思，以“借用”之名来掩盖腐败活动，规避惩处。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随后将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是“雅致腐败”。现在有不少领导干部喜欢古玩字画，多数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也有不少领导干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瞄准古玩字画的升值趋势，在工作之余，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看中这一点，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领导的家门。领导同志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六是“娱乐腐败”。在当下，豪华的娱乐消费，让你挡不住、推不掉。一些领导干部隔三差五便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一些领导热衷于高尔夫球，下属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因为是娱乐项目，行贿者以此和领导者套近乎、拉关系理也直、气也壮，比送钱要方便得多。一些领导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但就是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先吃饭、洗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是“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其“墨宝”即使毫无章法，也被捧为笔走龙蛇、气象万千、不同凡响。大贪官胡长清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3000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300万元。一些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是“精神腐败”。信风水，奉菩萨，信仰迷失，精神堕落。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相信风水先生的一派胡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自称“五品官”的原重庆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乃超则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活墓”；原黑龙江省高官韩桂芝，一边受贿敛财，一边烧香拜佛。
九是“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领导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某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十是 “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如2009年9月，浙江省丽水市中院对吕伟强案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吕伟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吕伟强曾担任丽水市某领导司机多年，拉大旗作虎皮，搞非法集资。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腐败的新变种还有一些，如温和腐败、期权腐败、学术腐败、造假腐败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说都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都躲不过老百姓的眼睛。(萃岚)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