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武汉市警方在一些大街小巷贴出公告，实名曝光多名涉黄落网人员，在这些布告上，小姐和嫖客的姓名、年龄等资料一应俱全。武汉警方的这一举动引发了舆论争议，在凤凰网推出的民意调查中，69.5%的网友认为实名曝光卖淫嫖娼人员涉嫌侵犯隐私，25.9%的网友则认为不侵犯隐私，同时，54.2%网友认为此举并不能有效打击卖淫嫖娼行为。

　　在公众习见的扫黄行动中，武汉市警方的这一行为并不显得特具创意。此前，我们目睹过郑州警方于网上公布小姐裸照，深圳警方更曾将小姐游街示众，现在武汉警方将为人所不齿的小姐、嫖客的资料公布一下，又算什么呢？

　　按照行政法，行政机关“法无授权则不能为”，武汉警方此举涉嫌违法；但从效果上分析，这个涉嫌违法的行为却会让两个群体受益。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当然是公告的发布者，可以借此展示自己扫黄的成绩；其次是满足部分人士的道德优越感，报道中一位商户看着公告上的名单就说：“廖某年仅20岁，太年轻了，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做出这种可耻事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却再也找不到因此而受益的人了。被公示者断绝了改过自新之路，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公示的威慑力有多大也值得怀疑，否则我们也根本不需要一波又一波的扫黄风暴了。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够从中收获什么？须知，不论在什么时代，扫黄的目的都主要是为了净化社会氛围，帮助社会建立基本的道德感，羞辱社会成员人格、涉嫌违法的行为是否有裨于这一目标？

　　卖淫为我国法律所不容，打击是应有之义。如何在运动式打击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根除，是一个牵涉众多的问题，也非一两篇文章能够分析清楚，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卖淫现象的成因极其复杂，它根源于人性的某些弱点，又往往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还可能与管理者的松紧无度乃至“放水养鱼”有关。成因既然复杂，当然就绝对不能满足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治理。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虽然已经升格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但一般的涉黄人员仍然只是轻微违法，并未犯下十恶不赦之罪。如果连轻微违法的人员都要采用公开示众这种羞辱人格的方式，那么，社会的任何成员显然都不是圣人，也都有一不小心轻微违法的可能，谁又能够免予被示众羞辱的恐惧？

　　示众羞辱与法治格格不入，可惜却仿佛是我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值得警惕的是，尽管郑州和深圳警方曾经广受舆论质疑和批评，但在新一轮扫黄风暴中，与武汉警方类似的行为仍然有变本加厉之势。就在前几天，广西南宁还在网上公布了小姐、嫖客被抓后自抽耳光忏悔的视频，并配有“生动”的文字报道：“我只有28岁，这是我第一次嫖娼，你们就放过我吧。”刘某边哭边央求民警。见民警没有理会，刘某又开始求记者：“你们别拍了，我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否则我这一生就完了，我不想毁了自己，我还要娶妻和养老人啊！”见民警和记者没反应，刘某使出了“杀手锏”：“我给你们下跪，求你们放过我！”说着，刘某从床上起身，单膝着地，向记者们下跪，但他一见记者的镜头，很快用双手遮盖脸部，哭着说：“我再给你们下跪、磕头。”……如果不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介绍，读者阅读这样的报道，只会以为当事人真的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一个轻微违法的公民，应该这样被公然展览、示众，受到所有人的贱视吗？从这样的示众羞辱中，公众嗅出了公权力和媒体浓重的道德优越感。如果他们要追问一句：在轻微违法的这些公民面前，管理部门和抱着一种恶趣报道扫黄的媒体，真的就那么纯洁无瑕吗？在这一追问面前，管理部门和媒体又将被置于何地？

　　让社会纯洁，恢复起码的道德感，包括公权力机关、媒体和公众在内，都有大量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要做，而羞辱社会成员显然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