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最高检最近关注诽谤案问题，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检察院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作出决定前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

　　至此，检察机关已有两类案件的批捕作了“报上一级院”的处理。一种是职务犯罪，一种是诽谤案件。

　　职务犯罪查的多是官员，因为侦查权在检察机关，批捕权上提一级，避免自侦自捕，有益于保护当事人权益。

　　诽谤案件，现在来看，办的多是平民百姓，虽然批捕权没有明言“上提一级”，但受理检察院在作出决定前需报上一级院审批，事实上也就是“批捕权上提一级”了。这类案件，本身不存在检察机关自侦自捕，最高检需要作出批捕上的新规定，应是诽谤案件的批捕成为相当突出的问题所致。

　　诽谤案件成了突出的问题，我们没有数据，但能够看到表现。近几年来，公民被追究诽谤罪的案例不断出现，短信诽谤案、诗案、帖案等，见之不鲜。

　　本来，诽谤罪的成立规定严格，须是捏造虚假事实并散布，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说，第一，无严重后果，不触犯诽谤罪；第二，散布真实的信息，不触犯诽谤罪；第三，以为虚假事实为真而加以散布，不触犯诽谤罪；第四，诽谤罪的侵害对象是自然人，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诽谤政府”的问题。此外，诽谤罪基本上是自诉案件，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会作为公诉案件办理，而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也并非宽泛规定，而是具体指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者损害国家外交关系等。

　　现实中，诽谤治罪的实际，与法律规定大相径庭。诽谤案多是因为直接涉及到对地方党政主要官员的批评、指责甚至举报而引发，有的地方甚至有人因为“诽谤政府”而被追究。不止于此，重要的是诽谤案一般都是一上来就顶格处理，变成公诉案件，明明是县委书记格外恼火，却称为“引起县委高度重视”。接下来就是公安侦缉，检察院批捕，法院判决，一顺儿办下来，急于星火，毫无阻碍。网上通缉、跨省追捕之类剧目不时有之。

　　最高检要求办理诽谤案件，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公诉与自诉的界限，并限制办理院的批捕权，显然是基于这些界限没有把握好，批捕权没有执行好的现实。可以说，诽谤罪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地方党政要员报复公民言论的利器，地方司法机关则成了这种报复的工具，这导致了严重的问题。

　　最高检严格办理诽谤案件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赏。检察机关确有失守法律准绳的问题。但一件诽谤罪案的成立，源头虽在地方党政要员或者美其名曰“县委”之类的权力机构，一路顺畅地办理，却仍须经过整套司法程序，检察机关在行礼如仪，侦查机关、审判机关也在为扭曲法律提供正当程序。检察机关严格办案，一定程序上可对司法机器中的前端枉法办案有所约束，使后端的枉法审判减少机会，但侦查与审判机关在诽谤罪案上有何自省？

　　最高检事实上上提诽谤案件批捕权，显示了独立司法存在的困扰。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法有明文，然而，像过多的诽谤罪案这样，地方主要官员一声令下乃至一个暗示，法律就甩到一边，要治谁就治谁的情况，实非少见。党委和政府支持依法独立检察和独立审判，这算是一个态度，或者算是一个原则？无论如何，一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如果不支持，问题就来了。而且一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支持不支持，还往往取决于主要官员，结果主要官员不支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要变成枉法的助手，还装做“依法独立行使权力”的模样。

　　人们往往痛斥一些党政官员“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在我看来，客观来说，地方治理实务中，“权大于法”是一种现实，党政机关、主要官员至少都要比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更加强大的权力。“以权压法”，其实有时都不能算是“压”，批示、条子、指示、暗示、精神、会商等等，算是“压”么？而且“压”总是与“抗”相辅相成的，我们听到过司法机关护法抵抗的事例么？

　　诽谤案件的批捕权实际上提一级，效果上讲，当然比不上提好，但毕竟还是检察院权力的某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法权体系上造成的一点麻烦。更重要的是，在依法独立司法的情景下，这本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依法独立司法的困扰不打破，“以权压法”还可能变成“以权易法”，党政官员、检察院与上一级检察院，毕竟都在权力系统之内，商量、看情面、通融、交易等等，还是方便的。(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