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这是《人民日报》“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一文描述的现象，而四位“科学家”的“现身说法”似乎为公众揭开了谜底。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仅仅满足于“谜底”，在笔者看来，我们只能在科学家日益“官化”的泥淖中愈陷愈深，而不是求得可能的解决路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问题是：除了“当官”，科学家可有其他的选择？靠什么给科学家以“科学”的选择，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当官”这一现实？如果科学家的理想就是为了“做官”，那么这种理想出现的前提又是什么？当“官化”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公众期待的科学家在哪里？科学家真正的“理想”又何以安放？

　　一系列的问题无不说明了科学家“官化”的弊端所在：科学家不满意、公众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如此的尴尬该何以面对？笔者以为，不能把科学家“官化”的责任推给科学家个体，而应从学术界和社会大环境进行追问。

　　首先，这是学术界“官味度”日益上升和严重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进行过一项“官味度”调查，对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精确的量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那么，作为个体，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在笔者看来，如果不加入“官化”的行列而是追寻“独善其身”，恐怕是一种痴人说梦吧？

　　其次，“官化”科学家出现的背后是行政权力一支独大而学术权力日益式微的折射。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功能日益综合和复杂的学术机构，需要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然而现实却是行政权力独大。学术问题决策和学术资源配置，基本上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使得各种非学术力量向学术性活动肆意僭越。要知道，学术权力的行使主体本应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学术权力应服务于学术人员及其所在学科。而当下的一些学术组织却以官职大小来排序，进行资源分配。真正有知识有能力的教师的学术权力得不到保障。浓厚的官本位价值观倾向造成对学术领域的侵占，有的科研评奖、项目评定竟然沦为一种权力分配的“分赃会议”，传统的“学术帝国”已不复可能。学术权力本身被异化为行政权力，必然导致“科学家”身份的边缘化，而“官员”身份的过分张扬。

　　最后，科学家“想当官”是学术共同体消失，利益共同体膨胀的必然结果。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院士披露，业内不少人都知道一条潜规则，科研攻关首在公关，甚至团队中专门分工，让善于拉关系者专门负责跑奖。而对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表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等级森严，学术共同体的分层使得共同体的结构呈金字塔型。但是，在学术失范的困境中，学者们不是通过正当途径来获得认可，而是通过学术腐败来达到目的，最终导致了学术共同体底线的倒退和学术良心的瓦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官化”科学家的出现就不值得奇怪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官化的“科学家”只是学术界的一个“脓包”。而如何避免官员和科学家的“媾和”，让科学家的归科学家，官员的归官员，对时下社会来说，仍是一个未竟之问！(作者单位：河南信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