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中国的论文剽窃风波、学历造假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英美等国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前波未平，后浪又起。近日，在中国设点办学的美国圣塔利学院（Centenary College）发表声明说，因为发现大面积的学生剽窃，决定关闭其在中国的教学项目。在读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学位，也可以选择退回部分学费。

为了抵制不同的价值观，圣塔利学院“自绝”于全球最大的市场，这种场景似曾相识。7月27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对此进行了报道，有美国大学的校长在采访中坦承，在中国开办类似于圣塔利学院的项目，几乎就是“摇钱树”。

但圣塔利还是走了。对中国国内来说，走的只是一个名气不大脾气不小的学校，难以引起过多的关注，甚至有人再次套用不久前的那句话来宽慰国人：以退出掩盖经营的失败。但在国际层面上，这桩新闻却层层发酵，其中的得失影响不能小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早在国内的风波迭起之前，因为剽窃造假，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蒙羞。去年底，国际期刊《晶体学报》（Acta Crystallographica）一次性发现70篇来自中国的造假论文，引起了一片舆论声讨和谴责。不少海外学界人士都直言不讳：和中国学者合作，需三思而行。

不仅学术界，中国的学生可能也要因此付出代价。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2001年，美国的教育界发现在中国的申请学生中存在代考、代写申请论文、虚假推荐信、考试舞弊等造假行为，此后多年，美国各大学校都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中国学生。这次的情况，可能又要引起别人的“刮”目相看。

除了学生和教授，全体国人的形象可能也难逃阴影。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一位受访者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剽窃造假的报道，不仅令人质疑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可信度，还给中国产品的安全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都投下了一片疑云。”这样的评论相当刺耳，但要承认，它并没有超出普通人的逻辑能力和常识范围。

无论多么普遍，剽窃造假终究属于个人行为，而社会舆论的相关反应则是一种文化生态。在近期的社会热点事件中，从当事人和揭发人的对峙，到社会大众的争议和纠结，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是被指证的当事人面对凿凿证据或处之泰然，或百般抵赖，一律拒绝认错道歉；另一方面是支持者的理解和同情，认为成功了就是本事，你奈我何？当然还少不了无所谓的袖手旁观。

说到底，这是一种“先功利、后是非”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势，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当下无处不在，再下去，形成习惯了，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文化”了。

圣塔利学院只是美国的一所普通大学，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不是来做义务教育或慈善工作的。但其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是非、后功利，纳财有道，进退有据，这种态度正是我们缺乏的，值得深思。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族亦然。一个连诚信都匮乏的民族，绝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更不用妄谈崛起。（首发于《世界博览》201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