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陷入女儿“特招”风波，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柳明桓辞职。一个外交部长，就这样主动放弃了职位。

　　柳明桓辞职，不是因为违反了哪一个规定，而是未能摆脱女儿因他的部长职务而获取外交部职位的嫌疑。柳明桓曾表示，他忽略了“一个女孩受雇于父亲领导的机构会引起猜疑”，“为此感到歉疚”。显然，柳明桓的女儿被招用为外交部职员，不是违规事件，而是公众舆论普遍认为“不宜”。

　　对普通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权力和权力者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不存在“官员子女不得被录用为本机构职员”的规定，柳明桓仍然需要为引起公众猜疑而“歉疚”，进而在歉疚未能平息舆论后辞职。这就是民主制度下官权的收缩，民权的上升。

　　截至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柳明桓为他的女儿进入外交部做过什么。人们有的只是猜疑，猜疑只需迹象，猜疑无需证据，但猜疑足以击倒一个官员的声誉，而一个无声誉的官员，在民主制度下难以“正常开展工作”，所以公众的广泛猜疑之下，官员最好是自行离开。

　　柳明桓做过了什么呢？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阻止他的女儿获得外交部的职位。这并不违规，但带来的政治后果足以将他吞没。对于官员和政府来说，“人言可畏”，是必须有的压力；“内举不避亲”，是绝对不可以有的行为。民主制度下，报章上多有人言，议会里充满人言，投票是人言，判决是人言，法律是人言，抗议等等也是人言，政治之争力求诉诸言语而非诉诸行动，更非诉诸暴力，制度保护各种人言，其中一些形式的人言具备法律的有效性。权力不畏人言，将是何其凶猛；权门不避内举，权位岂非私属？

　　我们还不知道韩国外交部的那次招录中，柳明桓的女儿是否确实得到了关照。如果柳明桓曾经暗示或明示过他的女儿应该获得职位，现在他得到了后果。如果柳明桓未曾有过明示或暗示，一切只是工作人员暗中帮忙，那么柳明桓辞职，他的女儿也不得不放弃职位，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使得抬轿子的“好心”后无来者。如果这件事情甚至连帮忙也不曾有过，一切全属自自然然，那么柳明桓辞职也足以儆戒将来，官员应当避免瓜田李下，避免使人产生以权谋私的猜疑。

　　这当然是柳明桓的一次重大挫折，辞职是不得已的；然而，这一定也是权衡的结果，一个优选方案。不辞职将比辞职麻烦得多，带来的问题严重得多，所以辞职是上策。

　　辞职不仅使柳明桓解脱了困境，也使政府从一个阁员所带来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使执政党从其政府的一个官员带来的尴尬中解脱出来。柳明桓辞职，还使民众看到柳明桓的政治耻感，看到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从而恢复对国家政治的基本信任。

　　如果柳明桓不辞职，一切将纠结下去。柳明桓固然面临更多抨击，政府也将面临更多抨击，执政党将付出政治代价，国家政治的信誉将受到影响，公众与权力的对立将会加剧，国家政治伦理将受到怀疑。就此，柳明桓辞职是多赢的结果。

　　对一个官员，失去公众支持后辞职是政治责任的最后体现。对一个政府，批准一个失去公众信任的官员辞职，或者在失去公众支持后政府总辞职，是国家体制体现政治道义、恢复公众信任的必需。对一个政党，允许乃至劝服一个失去公众信任的人主动辞去公共职务或者党内职务，也是恢复政党形象的必然之举。对国家制度和社会体制而言，政治人物或者政府在严重信任危机面前以辞职方式离任，则是冲突和震荡最小化的危机化解形式。

　　柳明桓当然是李明博政府的一员大将，女儿涉嫌被“特招”即使有，也只是“小过”而已，何况还很可能“查无实据”。“不以小过裁大将”、“看主流”等等，正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用人准则”。然而，民主制度下，本没有那么多“主流”可讲，“大将”身后，乃至政府身后、执政党身后，正有人等着通过民众的选择而上位，政治能力或可容许有高低，政治品德不会轻易被宽纵。柳大将就是因政治品德上有疑而被裁去。“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只好靠边休息。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首先不在于是否得到才华卓异之士，而在于是否能够从属于民众的意志。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