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田 学者

日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为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

河北方面出台此规定的初衷，可能是鼓励被告人亲属踊跃报案，积极与警方和司法部门合作，毕竟亲属最熟悉被告人情况，有了他们的合作，破案会事半功倍。

问题是，“大义灭亲”的行为是被告人亲属所做，如果鼓励，被鼓励的对象也该是这些亲属。被告人如果被证明违法犯罪，就理应依法受到惩处，而不应因其他人某些值得鼓励的行为，获取不应有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修正案，犯罪嫌疑人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主要有自首、重大立功表现、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积极揭发他人犯罪并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犯罪情节较轻及犯罪中止等，总而言之，是根据被告人自身的表现，决定对其处罚的有无、轻重。也就是说，只有被告人自己才能救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是近代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

鼓励“大义灭亲”也许有其道理，但并不能因此而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标准，否则，便会严重影响法律应有的权威。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大义灭亲”典故的由来。

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正直不阿，其子石厚却勾结公子州吁，发动政变害死国君，篡夺了卫国政权。石碏在邻国的帮助下粉碎政变，并不顾劝阻，坚持处死了石厚。他的这种行为，被《左传》作者左丘明赞为“大义灭亲”，传颂至今。

如果按河北方面的这个“量刑指导意见”，石碏非但提供破案线索，而且直接帮助破案成功，石厚“可以酌情减少基准刑20%以下”，岂不是要捡回一条性命？

“大义灭亲”之所以难能可贵，关键在“灭”字上，所要“灭”的不是亲情，而是犯罪行为。这个“量刑指导意见”却用对被告人减刑，换取被告人亲属合作，犯罪行为何“灭”之有？初衷是鼓励“大义灭亲”，做法却和“大义灭亲”背道而驰，岂不荒唐？

不仅如此，如果量刑可以作为交易的筹码，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就等于被开了豁口：既然父亲报案儿子可以减刑，丈夫贪污妻子赔款、儿子杀人父亲下跪，甚至哥哥强暴少女弟弟花钱“私了”，岂不是也能找到自圆其说的话柄？虽然从程度上看有轻重之分，但亲属的某些作为，可以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减免刑责的依据，其违背法律原则的性质，却如出一辙。

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想被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认识罪责，并争取立功表现，而不能依靠其他。简言之，能救他们的，只能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