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05
文/沈洪溥
我们虽然自主创新能力尚待提高,但在语言修辞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例如,把下降说成是“负增长”,光是“有效控制房价涨幅”就可能有N种意思,并可能有N +1种理解。总之,时髦的新词儿不断,你永远无法想象这个时代还会诞生出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说法。现在,媒体报道又开始流行一个新语词叫做管理通胀预期。不得不说,这也是个颇值得玩味的表述,因其生涩,便很需要掰开揉碎,才能看到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包含不少的理念误区,据此制订政策,可能将产生严重问题,亟待正本清源。
直观地看去,所谓管理通胀预期,要被管理的应该不是通胀本身,而是民众的通胀预期。奇哉怪也。要知道,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众产生预期,绝非吃饱没事儿吓唬自己,想必是平时生活发现了有物价上涨的蛛丝马迹。在通胀预期的恐惧之下,居民家庭也才会为财产保值做些努力与挣扎,诸如炒房子、炒股票等等。而政策如果仅仅立足于管理通胀预期,那就无非是要做些说服教育,乃至出台一些观念引导政策,与控制通胀的政策操作可谓大相径庭。
因此,问题即在于,如今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究竟是通胀还是通胀预期?
关于通胀,最近十年据说都没有公开亮相。在统计局官员的眼中,通货膨胀是个非常标准化的学术词语,容不得一点差池:一是要物价上涨持续一段时间,二是要绝大多数商品普遍上涨。亦官亦学的人士言之凿凿,非得完全符合书本定义,才能被认为确实出现了通胀。在这个刀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外壳保护下,他们语调铿锵、头头是道,把个“白马非马”的歪理讲得天花乱坠。不由得不让人相信,理论上的通货膨胀确实并没有在自己身边出现,钱不经花的感觉很可能是错觉。这样一来,仅从定义衡量,确乎是无需管理通胀,只要管好通胀预期即可。问题在于,定义和理论可以养活一批专家,却无法让平头百姓吃饱肚子。尽管现在谁都不承认有过或正在通胀,但与居民生活有关的物价水平却一直在提升。城市也好,乡村也罢,生活成本只见提高,未见回落。这种情境下,如果还坚称政策重点是管理通胀预期,未免危险。笔者因此建议,实有必要适时避开通胀概念的争议焦点,调整政策思路,通过务实手段进行调控,保障民众生活质量在不下降基础上的稳步提升。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称人民币33年贬值6倍多,1978年的100万元放到现在,购买力只相当于当时的15万元。应该说,这是符合民众观感和体验的描述。现实中,形成这一显著的财富负效应的原因,最直接的当然是货币投放过多、增长过快,间接效果是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贬值。与居民家庭购买力贬值的严重性比起来,这叫不叫通胀并不太重要,政策制定者也宜以先控制居民生活成本的过快上扬趋势为要务。否则,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头来结果却是城乡的生活成本普遍上扬,那么要达到共同富裕就更加困难了。
事实上,从有经济学那一天起,通胀就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于通货膨胀本质的看法差别很大。比如,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货币收入的增加或物价水平的上涨(尤其是过分增加或上涨)。”这也是国内流行解释的主要来源。而按照美国版《经济辞典》的定义:“通货膨胀指本国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下降,即价格上升和单位货币购买东西的减少。”笔者以为,后者的描述无疑是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实际。
改革肇始,“黑猫白猫论”风行,之所以受欢迎无外乎纯粹的务实理念。如今,从务实角度出发,以执政为民的标准衡量,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实宜修正,以解决困扰居民数十年的烦恼。笔者建议:或者大方承认通胀苗头,对工业品、消费品价格上扬做出及时回应,解决居民存款负利率的切肤之痛;或者干脆管理乱发票子的始作俑者,明确货币投放纪律,维护好人民币单位货币购买力水平。无论是哪个选项,居民的通胀预期都是错误政策的副产品,绝不该是被管理的行政对象。(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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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要缴红利,更要红利用之于民
亚洲开发银行在日前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认为,中国目前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不足,使得不断增长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建议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更多红利,以缓解公共财政的紧张状况。
自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长达13年不上缴利润。直到2007年,国家推出《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国企才结束只缴税收、不缴红利的历史。但上缴红利之低令人尴尬。有多低?根据《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上缴比例为净利润的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上缴比例为净利润的5%;第三类为国家政策性企业,暂缓3年上缴或者免缴。区区5%,真是何足挂齿?
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看到,今年5月11日,财政部发布报告显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约为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基于此,财政部表示,将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是的,是该提高上缴比例了!
可以期待的是,在多方合力下,国企给国家分红不足的沉疴必将改观,但必须厘清的是,即便国企上缴红利有了大幅度提升,也需警惕这些红利的流向如何。笔者之所以提此问题,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基于沉重的现实:据财政部专家陈少强统计发现,两年半来,国企上缴的相关红利1861.4亿元,其中68%用于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和重组改建,19%用于灾后重建,6%用于扶贫脱困,只有不到1%的部分和社会保障有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无独有偶,此前新京报也刊文表示,国企上缴的为数不多的红利,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又回流于国企,比如,对石油巨头的巨额补贴、为东航的大规模注资皆来源于此。
这组数据令人悲从中来。一方面国企上缴的红利与其利润相比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形见绌———不少国家的国企,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另一方面上缴的红利,又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这种从左口袋拿出又装回右口袋的做法有何意义?
国企者,国家的企业也,全体国民都是其出资人,还利于民、让利于民是其存在的逻辑基础,岂能暴得大利之后自我分肥?事实上,不少垄断央企以待遇优厚、福利丰裕而著称,其高管薪酬惊人,口袋鼓鼓,其来源自然是日进斗金的畸高利润。再说,央企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利,与央企背靠垄断大树,与国家的支持难脱干系,既然如此,回馈给国人更是名正言顺。
因此,国企要缴红利,更要红利用之于民。目前,我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 D 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应将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投资转向公共服务。数据显示,今年1~7月 ,央 企 累 计 实 现 利润6188 .6亿元,同比增长54 .3%。这真是天文数字般的数字,若将这些钱投入到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老百姓何愁上学贵、看病难、社会保障无安全感? □王石川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