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明，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权威。

　　的确，司法公信和量刑捆绑在一起。现实中的“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层出不穷，究其原委，法外因素干扰有之，法官贪腐枉法有之，量刑裁量权过于宽泛也有之。法庭审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定罪，二是量刑。长期以来，刑事司法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关照定罪，而忽视了量刑。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常被简化为控辩双方的一句“特恳请法院依法从重（或从轻）判处”。

　　我们又是成文法国家，而法律条文较原则和抽象是成文法的特点。以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而论，其法定刑就覆盖了所有主刑，从最轻的管制，一直到最严厉的死刑。就算细化到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也可根据案情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从理论上说，判3年和判死刑，都在法定刑幅度内。对具体当事人而言，这却是天壤之别。

　　刑法和一些司法解释，虽然也在量刑标准上努力改进，但惯用的“情节严重”、“情节较轻”、“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从重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等术语背后，仍然模糊不清。这样，当缺乏程序制约，对法条的最终解释权又掌握在法官手里，腐败就难以避免。

　　由是，防止量刑腐败的惟一路径，就是要规范量刑程序，并以细致的量刑标准，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有“自由裁量”成为受限的权力，既能体现法官心证，又能体现法律正义，司法公正才能日常化地降临在个案之中。

　　也因此，量刑规范化改革实则包含两大内容。一是量刑程序的完善，二是量刑标准的细化。量刑程序的完善，就是要在庭审中，引入控辩双方的辩论程序，让法官真正回归中立的第三方，审度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与理由并居中裁判。

　　当然，如果法官对控辩双方的量刑辩论视而不见，裁判文书中也不予着墨，则“规范量刑程序”将成为空话。这就要求，法官在最终判决书中，必须反映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与法律依据。法官也应公开其决定量刑的理据，让当事人和公众透过公开的裁判文书，即能看到正义的实现过程。

　　在量刑标准的细化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往前推进了一步。量刑的指导原则、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以及故意伤害、盗窃等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均有了相对具体的依据。但遗憾的是，同样存在较严重“同案不同判”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并不在此次的“规范化”之列。

　　如今，对官员的贪贿行为，公众怨声很大，所以，对贪贿犯罪的量刑，也左右着公众对司法公信的看法。依刑法的规定，贪污数额超过10万元就可判死刑。但从近年来的个案看，刑法的这一规定经常被虚置。为此，希望“两高”能本着“量刑规范化”的目标，继续完善量刑程序和量刑标准，最终遏制“同罪不同罚”。

　　法是大义，亲情也是大义，舍去任何一个，都会削弱法在人心中的权威性。

　　河北高院最近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陈在田10月2日在《新京报》发表文章，认为鼓励“大义灭亲”有其道理，但不能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标准。

　　在法治社会，涉及情与法的冲突时，坚持法律的尊严似无疑问。但没有稳定的道德传统与社会习俗，法治也无法独立而长久地存在。“大义灭亲”的提法不是鼓励为善，而是鼓励为恶。重视亲情是传统道德，因此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言论，才被作为“亲亲相隐”的原则写入历朝法条。

　　我们过去一直视之为封建礼教，但实际上，血缘亲情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亲亲相隐”原则维护的是基本人性与伦理。法律的根本是维护正常的人性社会，“大义灭亲”的提法终究不人道，就字面上言，它所灭的也是亲情，不是犯罪行为。

　　现代法治的开创者之一洛克曾指出，一个人若被另一个人创造，他便有义务服从创造者订下的教诫。为此，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西方人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必须服从上帝的法条；中国人向来只相信“父母生我”，所以传统道德重视亲情人伦，孔子“子为父隐”便是在说明这一原理。由于中国没有上帝立法的观念，法的权威就要与另一基本价值“孝”取得协调。法是大义，亲情也是大义，舍去任何一个，都会削弱法在人心中的权威性。

　　在法律的实行中考虑亲情的因素，这具有普遍性。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同样重视家庭秩序的实在性，朋霍费尔在其《伦理学》中就说过：“源自公职的命令的话，在家庭里会剪断信任的纽带。”因此，他主张人们对亲人的小恶有隐瞒的权利。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有亲人间不能相互指证的规定。这不是怕他们互相包庇，而是保留其不揭发的权利，不希望他们的亲情关系受破坏。

　　友人邵建谈及亲亲相隐时曾说：“法网恢恢，疏而有漏。”的确，法网之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否则法律就太冷酷了。对当事人来说，孔子还说过：“事父母几谏。”如果亲人犯罪，亲人间忠实于自然的感情，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劝其自首，但公权却不能逼迫其举报，因为“源自公职的命令”隐含着现代法治早已废弃的连坐罪。

　　应当指出，“大义灭亲”一词其实是媒体所加。河北高院为了鼓励亲人间的举报，承诺对被告人减刑，而不是奖励举报人，这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大义救亲”。当事人的自首可以从宽，亲人的举报也可以使其从宽。量刑上的交易在国外也有例可循，只要承认了罪行，检察官就可更换罪名。

　　河北高院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也照顾了亲情，是现代法治与传统道德的结合。至少，出于帮助亲人减刑的举报，比出于自己获得利益的举报，在道德上要更加站得住脚。至于减刑多少才算妥当，这就是法律专家考虑的问题了。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