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上塅村农民包日荣死得不值。

　　前天的南方农村报援引龙川县官方的话说,包日荣的死是“因病不治”。而66岁的包日荣死时离刑满释放仅差一个月。

　　包日荣犯的是冲击国家机关罪,其罪行却与征地脱离不了干系。

　　从拒绝征地发展到围堵县政府门口,到被判徒刑,到生病入院,到一命呜呼,包日荣一步步地走向毁灭,原来只为一点经济利益,你说值得么?

　　又是一起因征地引发的悲剧。

　　近二三十年以来,征地导致的官民冲突和农民上访事件一直居高不下。追根问源,是地方政府的蛮横。虽然土地管理法规赋予政府征地的主体地位,但是没有允许为征地而不择手段。农民在征地过程中话语权的缺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总是肆无忌惮地蔑视他们的权益。尽管中央和省府一次又一次地出台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发布红头文件,中央高层也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一次又一次地警告,要依法依规征地,及时合理补偿,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生活,然而,现实中漠视法规、截留政策、野蛮征地的行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到底是谁纵容这些政府这般蛮横?不合理的干部制度导致的片面政绩观恐怕是主因。为政一方,三年五载,不出政绩,升迁就缺乏硬实力。所以不顾一切地追逐GDP便成为最有效的做法,并渐渐地习以为常。在“GDP压倒一切”思想的主导下,发展经济(却往往不能让人民群众及时分享成果)的旗号便成护身符,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招商引资建设车轮便滚滚向前,指哪儿轧哪儿。

　　在旧中国,一些土匪打家劫舍时都要看对象,对那些太贫穷的人,往往“放一马”。而今天,我们有的人民公仆却连眼也不眨地对被称为“衣食父母”却弱势的农民下狠招,毁其作物,夺其耕地。这就不得不让人犯困惑了。笔者不时地听一些在公家干事的人抱怨说,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对补偿要价太高,简直就是欲壑难填。笔者关注三农也有二十多年了,却发现这并非事实——起码不是普遍现象。恰恰相反,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其要求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你不讲公平交易,强买豪夺；人家还个价钱,讨要“说法”,你却指责他为“刁民”,这是什么逻辑?

　　暴力之下,焉能和谐?官与民的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导者,政府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理当起表率作用,而不能成为旁观者,更不能是破坏者。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为官者在征地中“通不通,三分钟”的做法,势必引发更强烈的反弹；那些视百姓如草芥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要受唾弃的。

　　朗朗乾坤,岂容恶行肆虐。

　　包日荣的死无疑是不幸的(在这里,笔者也不想为其作什么辩护)。但是,他的死还能成为新闻,这至少表明,在今日中国,公平正义尚未泯灭,社会良知依然存在。这又让人觉得,包日荣的死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包老汉死亡这一事件不是新闻了,那么这就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罹病太重,很危险了。

　　但愿类似包日荣的悲剧越来越少,以至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