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山东临沂，一家报纸登载“职业道德建设双十佳”选票，该市兰山区的中小学生被要求带着这一天的报纸上学，因为兰山区教育局和临沂市第四实验小学校长都为“双十佳”候选人。家长说，这是兰山区教育局安排的。

　　这样的事情，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人人都知道为什么学生忽然要带某一天的报纸去上学，知道不同学校都这样办理一定有某种明示或者招呼，就算发个“积极组织双十佳评选，推进教风师德建设”的文件，都不奇怪。然而，要说学生必买某一日的报纸上学是谁布置的，那除非铁证如山，逼到了死角，是不会有人承认的。

　　今年夏天，红歌震耳的重庆，有一所学校的毕业礼上，学生跪倒成群，学校就解释说是自愿，而且都自愿好几年了，自愿得越来越蔚然成风。学校做了些什么呢？平时做了些“感恩教育”，可没有在毕业礼之前布置或者倡导下跪。后来区委、区政府下发通知，严厉斥责这种行为，学校才承认是校方让学生这么做的。

　　其实不光是学校这么搞，只是学校来作怪，更加令人不能接受而已。学校是日新之所，教育是文明之泉，一个“双十佳”的评选，就把学校和教育局搞到神不守舍，丑态昭然，岂不让人对未来增添一份绝望。

　　山东临沂印“双十佳”选票，5毛一张的报纸，炒到5块钱，最高时达到50元，不是一个区的教育局撑持出来的局面，这是参评单位共襄盛举的结果。大家都想当道德的“双十佳”啊，参评就是只差一口气啊，自然就出现收购选票的热潮。组织者大概还可以自豪：“全市掀起了一股争当双十佳的风气”。报社大概也欣欣然：看我们是多么有影响。

　　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传播互动。一家报纸，可能平时很少有人主动地购买阅读，而承续权力之余绪，忽然也可以有一日之灿烂，从而制造一种心情上的虚幻的“多赢局面”，权力机关满意举办了有声势的活动，报社陶醉于还有“剩余影响力”，获得“双十佳”之类称号的人可以宣称自己是大伙儿选出来的，很过硬等等。

　　在一个正常社会，原本没有如此由权力发动并盖章的社会荣誉评选，传媒或者别的社会机构的评选想做就做，社会公众对此也安之若素，候选名单上的人也绝不能传出炒买选票的丑闻。在我们这社会，一切都是反了个儿的。

　　这种扬美名搞出来的丑闻，与扬恶名搞出来的丑闻，有着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传播的垄断控制。前几天刚刚揭发的一个案件，是奶企竞争中出现了引进公关企业、利用媒体进行不实攻击的行为。现在涉案人已经被司法机关控制，人们也对恶劣的竞争行为、公关行为深为不齿，然而媒体似乎被放过了。那么多的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成为公关策划的收费或免费传声筒，发布信息根本无须调查，有的甚至主动利用媒体权力，得牟其利。

　　这几天，山西临汾还有几个人因利用网帖敲诈被公安查办。公安机关发布的消息说，这些人传布一家银行国庆期间降国旗的照片，敲诈该银行，想让银行央求删帖，请吃饭，搞点烟抽。公安机关对此大动干戈，引起很多议论，轻言谓之不智，重责谓之打击言论。言人人殊，我看也是正常。对几个要搞烟钱而并未付诸全力行动的人给予严处，算是法制严明，还是敲山震虎，意在言外，值得一问。不过，事实的传播会变成“搞烟钱”，也是中国特有的传播现象吧。

　　约在去年，媒体还报道山西的矿区出现“记者村”，一些真真假假的记者，在那里活动，有矿难便去拿钱，发现了安全隐患，也去要钱。而正规的媒体，记者接受贿赂，或者媒体机构以负面报道勒索广告，也并不是没有。有的网络媒体，删帖成为一门生意，搜索排名成为公开的盈利措施。

　　在媒体刊登“双十佳”被炒卖，和真真假假的媒体、记者敲诈之间，共通的背景是传播受限产生了媒体的变异，使媒体既拥有一种特权，又难以成为负责任、有操守的主体。本来，信息充分传播，可以使信息环境变得清洁，同时使人们的信息接受行为变得平和理性，而传播受限之下，删帖可以变成生意，负面报道可以变成勒索的砝码，这样的生意在正常的信息环境下根本就难以出现。

　　当然不能为信息勒索行为开脱，正如不能为信息吹鼓手唱赞歌。从传播的责任与道德来审视，拿着“负面报道”去勒索，与背离人类进步方向的讴歌，都经不起拷问。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丧失责任与道德的传播行为产生的机理在哪里，这些行为与其说提供了信息必须管控的证据，毋宁是证实了传播受限的后果。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