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苍南县灵龙公路收费站近日被戏称为“史上最臃肿收费站”。因为这个小小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竟然有职工113人,其中事业编制68人,还向其他企业借用了45人。按照行业标准,这个收费站顶多60个人就能完成现有工作任务量。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人员,据当地官员解释,原来这个路段一共有三个收费站,后来撤掉了两个,但是这两个收费站的人员却都没减,都流动到仅存的一个收费站中,而向企业借用的45个人后来由于有些企业改制,这些员工也就都留了下来。

这个原因与大部分政府机构臃肿的原因差不多:竞争上岗机制无法落实,即使岗位裁撤,人也无法裁撤；人浮于事,不少人占着编制不干事,政府机关只好到处借人干活,借过来的人又通过种种途径留下来。

2003年,新任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公务员队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而是机构臃肿,平均每28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即供养比例的全国平均值为28:1。近几年国家不断提出精简机构的措施,然而,机构臃肿是一个周期性顽症,反复治、不断改,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一个讽刺官僚膨胀的最新桥段是说90年代之后,饭店服务员见到所有客人都一律称呼为老板,而现在逐渐将此称呼改为“领导”。社会词根的变化反映社会强势力量的变化,“老板”代表的是市场主体,而“领导”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称谓折射出社会现实发生的微妙变化。

与其说机构臃肿是政府的顽症,倒不如说是政府的本性,因为政府代表的是权力,而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一定数量的公务员有利于维系国家政治生活,但公务员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具有利益共同体性质的官僚集团。官僚的扩张是政治改革最大的阻碍力量。这是因为,官僚集团的扩张与政治改革的方向相悖。政治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而官僚集团越庞大就越保守,改革就越难。很多人将政治改革难以推进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但是,除了少数意识形态理论狂热者之外,多数人对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是根据自己利益而定,哪一种意识形态对自己有最大的好处,人们就会选择哪一种。所以,先有阶级力量的分化,后有意识形态的对抗。官僚集团的人数扩张必然带来权力的扩张,权力的扩张反过来又带来人数的扩张。当更多的人涌入官僚集团,这个逐渐庞大的集团就会逐渐表现出天生的保守倾向,不仅不会推进改革,而且会千方百计阻挠改革。

我国政府一直坚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有很大一部分着墨于政府部门间权力结构的梳理和调整,并且提出大部制改革。然而,近年关于大部制改革也出现很多质疑,最著名的当属深圳某部门“一正二十副”,本报当时发表署名评论《一正二十副不代表深圳大部制改革的失败》。文章认为,深圳大部制改革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存量问题,增量上已经出现改革趋势,暂时不宜认为就此代表深圳大部制改革的失败。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我们允许大部制改革有一定的妥协,比如官僚机构改革,已有的冗杂人员,可以用时间去消化,但政府人员的新增量不能再重复过去的扩张路径。

财政收入增幅与国民收入增幅的差距过于悬殊已经引发社会整体不安,而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养活庞大的机构冗员。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还富于民,要真正还富于民,就必须阻止官僚扩张。《人民日报》昨日（10月27日）发表文章要求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不改变政府机构臃肿的状况就无法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