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次人才获住房补贴是否合理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样的公共政策是怎样出台的，政策决策机制是否合理。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事项还非常多，比如当前全城热议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以及普通市民接触较少但金额巨大的经济类扶持资助政策等。

　　昨日，《南方都市报》关于马化腾等深圳知名企业老板、高管领取购房贴息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热议。作者王晓昨日在深评版发表了题为《购房贴息发放应发挥最大社会效益》的评论，笔者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愿意从另一个角度给予补充。

　　应该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已经尽量做到了客观公正，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不过，对马化腾等领取购房贴息，正反两方面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解决办法(试行)》存在政策缺陷。正方虽然认为补贴本质不是福利而是奖励，但奖励的形式应该改进；反方则认为高收入人才领取补贴是浪费有限的公共福利资源。

　　因此，对这一事件而言，高层次人才获住房补贴是否合理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样的公共政策是怎样出台的，政策决策机制是否合理。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事项还非常多，比如当前全城热议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以及普通市民接触较少但金额巨大的经济类扶持资助政策等。

　　随着法治的逐步完善和政府管理的进步，应该说，这类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较以前已经相对公平、透明。至少公众一般事先能知道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政策草案出来后一般也会公开征求意见。但问题是征求意见的范围一般都局限于细枝末节的技术层面，政策的实质合理性方面并不在征求意见范围。通俗地表述就是：这个政策是一定要出台的，在这个前提下你们再提提意见。而且往往技术层面的意见也不能保证得到真正吸纳。在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下，要想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和合理，难度就相当大了。

　　其实，深圳在公共政策民主科学决策的立法上起步很早。早在1994年，深圳就颁布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1年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都是完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好举措，但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

　　首先是法规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规定》并没有将人才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这样的公共政策明确列为重大事项，主要关注的是预算、规划类政策及重大投资项目，而且有资格提出重大事项讨论议案的主体仅限于市政府、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并不包括普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不包括公众个体。这就是说，即使社会及公众均认为某项公共政策草案不合理，也无法通过人大这个途径提出议案进行讨论。

　　相对来说，《条例》比《规定》有所进步。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涉及对特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或者对公共利益有影响的公共政策，都可以进行听证。而且，除国家机关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提出举行听证会的建议。但《条例》的局限性在于对听证人的资格仅限于听证机构(也就是人大)内部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或者有关专家只是可以获邀参加，普通公众更不在获邀行列。而且，从笔者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资料来看，深圳在《条例》的实施中，仅就某些立法举行过听证会，而未能找到为公共政策和社会热点问题举行听证的记录，更找不到通过听证听取意见并否决某项公共政策的记录。

　　正是因为决策机制存在缺陷，所以无法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和合理。对于媒体来说，这样的政策更具有新闻由头，但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却是莫大的障碍。

　　□童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