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设任务，分别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这“六大建设”中，社会建设值得提出来加以特别讨论。这是因为，将社会建设作为“六大建设”之一而专门列出，表明它具有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价值。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特殊价值，才能进一步明确，所谓社会体制改革，究竟应该做什么。本文的观点是，良好的社会体制，是一种对话与协商机制。因此，社会建设，就是建设对话协商机制。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先对社会建设的特殊性做简单说明。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关系

　　当我们说“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时候，这里的社会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与政治关系(国家)和经济关系(市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关系。政治关系的核心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所谓权力，通俗地说，就是当甲方能够迫使乙方按照甲方的意愿来行事时，则甲方对乙方拥有权力。归根结底，权力关系包含了强迫与控制。与此不同，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理论上说，平等的个人在市场上交换商品与劳务；推动这种交换即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权力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人类关系的全部。每个人在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范围的生活和活动中，还结成第三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权力关系，没有谁领导谁或者谁压迫谁；也不同于经济关系，彼此并不是在购买和消费，也不计算利润。这样的关系，就叫做“社会关系”。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既不同于政治权力关系，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

　　在国际上，“社会建设”的典范之一是达沃斯论坛。与会者通过参加论坛的讨论而建立一种相互倾听、相互关注、相互理解与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既不是政治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与会者不论在本国是多么地位显赫的政界人物或者商界大佬，到这里都是自己提行李，自己排队吃快餐。论坛中，除了发言者有安排之外，其余的都按先来后到的规矩自由就座。所以不论是谁，如果进会场晚了，就只能挤在后面坐台阶。按照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先生的说法，论坛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社区”。

　　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典范是各种公益慈善事业。先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为例。他们捐出自己的一半财产，发出“慈善倡议”，到中国来举行“巴比晚宴”等等，这当中没有任何权力强迫成分，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捐款做善事。他们试图要做的，是通过示范、倡导和讨论，形成愿意合作的“圈子”。慈善离不开金钱，金钱来自于市场；但是，将金钱用于公益服务和慈善救助等等，却是跟做生意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事业。不仅巴比这样的富豪，世界上还有无数的组织和普普通通的个人在从事各种公益慈善事业，提供志愿服务。他们各自的规模、能力与做事方式可能不相同，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在实践一种以博爱、关怀、分享为核心特征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对话协商

　　这样来理解的社会以及社会关系，深深植根于天然而古老的人类传统，即家庭之爱、邻里互助以及社区共同体的友谊和团结。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30年的发展，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破坏太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方面是，为了进入市场竞争，获得经济利益，很多人必须以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损失为代价。正如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从社会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仅就农民工一事而言，几亿人背井离乡，不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儿童’更多达四五千万，社会的、心理的、教育的、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未来即使付出巨额财务资源也难以全部挽回。”

　　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在过度流动和过度竞争的环境下，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趣味以及想象力等等，被无情地压扁在单一的经济维度上。经济标准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离开了这个标准，人们不敢想象还可以有别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经济成功通吃一切，一切问题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除了经济，生活没有别的内容；这个现象，叫做“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被“殖民化”之后，生活世界中不再有伦理道德、公平正义、单纯美好、诚实守法，所有这些原本弥足珍贵的人类价值，在“单面的经济人”眼里，都是浮云。由此一来，社会的道德失范、规则瓦解、信任崩溃，以及社会关系的恶质化，变得一发不可收。

　　越来越多的人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深切地感觉到，权力和金钱不能代表一切，更不等同于幸福。人们不仅需要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还需要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核心特征是对话与协商。对话协商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会带来亲情、爱情、友情与人情。对话协商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会带来社会关爱、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社会共识以及社会规范。两个方面结合得好，就是理想形态的公民社会。而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设这样的社会。

　　从三方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应当是“赋权于公民”。这里讲的“权”，意思是“权利”和“能力”，因此也叫做“公民培力”。在借代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培育和发展“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本”。无论如何，赋权于公民，要求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推进体制改革。

　　第一个方面是发展教育。通过教育帮助一个人掌握具体知识和谋生技能是重要的，但是，通过教育帮助一个人成长为具有理性态度和理性思维的公民，更加重要。因此，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应该改革。教师与学生应当形成知识型的社区或知识共同体，既不是填鸭式灌输，也不是应试教育，更不是所谓项目制下的工程分包，而是要通过平等的交流与讨论，共同传承知识、追求知识并创新知识。这就要求改革对教师、学生以及管理者的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只有朝这种方向改革，才有可能消除教育领域中的行政化、功利化、学术作弊与学习作弊；以及偏私、狭隘、虚伪、人格分裂、犬儒主义等弊病。也才有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第二个方面是发展社会保障。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发展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最基本的意义当然是弱势者救助以及经济改革成果的公平分享，但不是仅止于此。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公民赋权和公民培力。就权利意义上说，社会保障是平等地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的自由。就能力意义上说，则是阿玛蒂亚·森所主张的，贫困是能力贫困，因此要通过能力提高而消除贫困。因此，社会保障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革，不仅仅是“给予”，而是保证所有人都有基本的条件，可以参与社会生活，自己表达、自己争取、自己改善。

　　第三个方面是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平台。如果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只能交由政府去办，那就叫做“国家吞没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形成了市场经济、市场关系以及市场组织。同样的逻辑，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发展社会组织与社会平台。也就是说，公民需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参与社区建设、公益慈善、志愿服务、扶危济困，以及意见表达、秩序维持和社会动员。也才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与市场对社会利益的侵犯。毫无疑问，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传统的行政等级观念中，社会被看作是末梢，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等，也就被看作是边缘的、剩余的事情。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深刻地改变了这种看法。现在人们相信，未来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信息技术革命，以“微动力”、“微聚变”等方式，自下而上地激发了广泛的社会创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将依赖于每日每时发生于身边的社会创新。保护和推进创新就是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我们需要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