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媒体在报道各地的“血荒”：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血荒”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蔓延，急需血液进行手术的病人和家属或四处求援，或苦苦等待。昨日上午，卫生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尹力率先参加无偿献血，这一新闻似乎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血荒”现象的真实性和严峻程度。

　　从几乎每年一度仿佛成为定势的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中，公众对“血荒”其实并不陌生。但像今年这样，爆发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实在罕见。其中缘由何在，已经有媒体列举了诸如天气骤降街头流动人口减少、主要献血人群缩减等原因。陈竺部长在无偿献血活动中对媒体也作了一些分析，他谈到的“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则可归结为民众中间存在的关于无偿献血的认识偏差，而包括他在内的卫生部官员亲身参与无偿献血，也是用行动矫正公众的另一种观念误区：献血对身体有害。

　　天气变化等偶然因素，对无偿献血活动的开展当然有一定影响，但这应该不是决定性的，否则何以说明“血荒”的周期性爆发呢？由于各种原因，公众对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对采血的过程，对血液的最终使用等缺乏正确的理解，也无疑会制约无偿献血。然而，很容易想到的是，自1998年实施《献血法》以来，这些原因就一直是关于无偿献血的宣传品中都要念兹在兹的，为什么这么多年居然毫无改进，甚至还在向坏的方向发展，以致形成了今日之严重的“血荒”？

　　卫生部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捋起袖子，解释“献血无害”、“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这样一幕场景一方面很动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几分尴尬。它表明，无偿献血制度发展到现在，在公众这里遭遇了信任危机。

　　公众的这种不信任首先针对无偿献血制度本身。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道德说教来推动民众无偿献血，但以全国范围内血库最充足的深圳市为例就会发现，是否有好的、便于操作的奖励和返还机制仍然十分关键。“无偿献血的公民在特区享有终身、无限量、免费、优先用血的权利”，这一规定对保证深圳血源充足至关重要，而反观其他地方，奖励标准太低、献血后免费用血过程过于复杂等，已经使“无偿献血，免费用血”这一口号失去魅力。

　　公众的不信任更直接针对着医疗卫生机构。所谓“采血技术有保障”、“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营利”云云，都非凭空而论，所对应的都是民众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质疑。然而这种对应是否有用却很难乐观。显然，在事关自己健康和权利的献血问题上，要让民众恢复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仅靠卫生部官员的几句保证肯定是不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不信任，更可能源于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如果对很多貌似纯洁、高尚的东西都信任不起来，人们又怎么可能单单对无偿献血充满信任，并心情愉快地投身其中？

　　仿佛是为了证明公众的不信任自有道理，一份数据显示，在无偿献血人群结构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献的，而公务员和医务人员所占比例只有0.28%和0.29%。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因为在公众眼中，这两个比例最低的人群恰恰是历年来宣传“献血无害”、“无偿献血高尚”最有力者，也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

　　血液乃生命之河，“无偿献血实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从理论上讲绝不会错的判断，然而实际推演的结果，却是不容坐视的大面积的“血荒”。追根溯源，目光需要盯到无偿献血制度种种规定本身，该变者变之，同时更重要的是加紧修复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修复的责任自然首先应由精英群体承担，如果我们承认无偿献血的确与道德素质有关的话。

　　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的血荒，昨日，卫生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尹力率先参加无偿献血。

　　据悉，卫生部有关部门建议，教育和宣传部门应有计划地将无偿献血知识纳入教育和宣传“十二五”规划中，让社会形成广泛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

　　诚然，无偿献血的宣教工作流于形式和口号，确实是要改进的问题，而献血教育从娃娃抓起也不无必要。然而，如果把血荒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宣传”上，那无疑有些舍本逐末。试问，倘若是“宣传”不力，那么知识层次相对较低，资讯获取渠道较少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缘何成了无偿献血的主力军，而具备专业医疗知识的医务人员，为什么反而不愿意献血，根据报道，昆明市医务人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全年无偿献血人数的1.2％。

　　可见，面对血荒，需要探究的是更深层制度性问题。试举一例，对于“无偿采血，高价用血”的机制，目前民怨极大。虽然卫生部门一再强调，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盈利。不过，公众对此的印象和感受却截然相反———用一袋血少则收费两三百，多则一千多，如此高的价格如果说只是血站采集、储存、分离、检验一袋血的“成本费用”，实难让人相信，而坊间广泛流传的血站工作人员的高福利待遇，也让这种印象获得了有力佐证。

　　按照法律的精神，无偿献血是一项典型的公益事业，既是公益事业，理应像慈善捐助一样，建立起一套透明的机制。一袋血几百上千元的费用合不合理，血站盈不盈利，这些不能靠文字精简的口头否定，公众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明白账，包括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费用，包括血站员工的福利待遇，包括与国外血站运营成本的横向比较等等。

　　再以饱受诟病的公务员无偿献血比率为例。据报道，在昆明，公务员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献血人数的0.92％，在不少地方，为了鼓励公务员献血，往往给予献血的公务员额外的休假和物质补偿，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唤起公务员群体的献血热情。众所周知，公务员群体理应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如果一方面极力召唤普通民众的献血热情，另一方面又对公务员逃避献血责任熟视无睹，那显然难以服众。

　　另外，献血者用血的制度保障也是一大问题。“无偿献血、免费用血”已写入法律，但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如大多地方免费用血的门都不低，只有深圳规定了一次献血，终生免费用血；免费用血的报销程序烦琐，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无偿献血者只能在献血地报销用血费，异地用血报销难以实现……这些都阻碍着民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要让更多人加入到献血队伍，不能靠单纯的道德说服，而应靠完善的权利保障，血荒频频，简化、优化用血报销制度须尽早提上日程。

作者：舒圣祥

昆明“血荒”，青岛“血荒”，南京“血荒”，北京“血荒”……一片“血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在一些地方，医院接到了“限血令”，手术被迫推迟，病人需要自筹血源。一个不解之惑是：“血荒”究竟为何出现？是否存在背后的推手？

央视的调查显示，担心传染疾病是市民不愿献血的首因；《新京报》在昆明的调查则发现，市民不愿献血之外，更存在献血难的问题：薪酬制度改革后，献血车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因为以前每采一袋血，工作人员都会得到奖励，现在取消了奖励，所以采血员工收入降低成为“血荒”推手。

取消采血奖励政策，究竟是不是合理，在此不做讨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基层采血机构内部出现的工作懈怠，的确是造成“血荒”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血液部门并不急患者之所急，热心市民愿意献血却无处可献，那么“血荒”持续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处理好采血机构的懈怠问题，是解决“血荒”危机的前提之一。

当务之急，不仅要找到“血荒”的推手，更迫切需要一个解决“血荒”的推手。据了解，目前学生献血占到献血总量的30%，外来务工人员献血占到30%。以至于，高校搬出市中心了，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城中村被改造了，献血量就明显减少。常驻人口为何献血热情不高？

一个基本常识是，倘若无偿献血的宣传者，自己尚且从来只说不做，公众又怎会有积极参与的热情？面对如此局势，更多的人就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公务员不带头献血？为什么医护人员很少献血？为什么学生献了，老师却不献？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是：这么多城市出现“血荒”，却没见一个地方官员站出来公开“带头献血”。在一个侧面上，这是否也说明地方政府对“血荒”现象，其实重视得还很不够？

如果说政府部门在管理上的漏洞和不力，是“血荒”出现的一个重要推手，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血荒”问题的推手也非政府部门莫属。在这个时候，在出现“血荒”的地方，如果官员能马上挽起袖子，带头献血，那该是怎样一次无声的宣传和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