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31
我爸是李刚，百姓更难当：李刚事件折射出的百姓之难
蒋成博
2010年10月16日，河北大学校园内，李启铭飞车撞倒女生之后，并未停车救人，而是扬长而去，被人拦下后却高呼“我爸是李刚”。因李启铭专横跋扈，无视生命，又是官二代，于是，迅速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形成李刚事件。几天之内，网络出现36万条“造句”，唐诗、宋词、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语，无一不被网民改写成“李刚版”，而且，事件还在延续，人们都在期待着事件的下文。
李刚事件的出现，折射出更多、更大、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折射出老百姓内心更多、更大、更深层的愤懑之情。
事后，媒体推波助澜，讨论火爆异常，网民倾心关注，疯狂至极。
鉴于此，我们试以“我爸是李刚，百姓更难当”为标题，对李刚事件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做一反思，看看事件背后中国百姓之难的三个主要方面。
中国百姓第一难——求官办事难，即人际关系之难。
中国百姓之难，难在求官办事。求官办事难，难在官员难见，见到了，钱不到位，脸难看。某些官员走路架子大，说话口气大，做事排场大，就是给百姓办事难。官员如此，官二代必然上行下效，摆出一副官老爷的姿态来。致使李刚门下，百姓要忍受李刚父子的双重压迫。
现在，当官比百姓，活得更快活，甚至官二代，都比普通百姓强百倍，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发财致富门路，正所谓有权就有钱，官员不仅成为权力的象征，还成为金钱的无偿占有者，在老百姓看来，权钱早已合二为一，互为因果了。
在某些地方，由于受到官员和官二代的双重压迫下，百姓的生活虽然富裕了，但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对官员及其子弟的专横跋扈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李刚事件出现，官民之间的潜在矛盾随即浮出水面，逐渐突出起来。李刚之子的一句经典狂言，雷人之语：“看把我(的)车(给)刮的！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不仅使得问题变得纷繁复杂，更使某些政府官员及其子女的横行霸道行为暴露无遗。这样的官员，这样的官场，完全是一副官老爷派头，怎么能够为老百姓服务呢！
2010年10月19日，中国新闻网一篇题为“广州书记市长集体接访，市民带干粮连夜排队”，书记市长集体接访有力地说明了百姓求官办事之难——人际关系之难，难到了什么程度。
凡事，没有丝毫按民主法制社会游戏规则办事的习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行，不求人，不求官，不遵循潜规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各行各业，概莫能外。
所以，我们说“我爸是李刚，百姓更难当”，这一难，难在官员未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未能真正替老百姓服务。
中国百姓第二难，生存发展之难，即生计之难。
生计之难，难在各类生活和环境压力，百姓不仅要忍受环境污染之害，忍受生老病死的巨大压力，还要忍受物价上涨，假冒伪劣泛滥之苦。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我国97%城市地下水污染遭污染。其中，60%地下水污染严重，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受害最直接。
从毒酒、毒大米、毒肉、毒奶粉，到毒化妆品、毒洗发水、毒生发剂，再到不合格的药品，疫苗等等，举不胜举，假东西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容，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去医院打针，疫苗是假的；用油，买回了地沟油；买米麦面，遭遇了毒大米，增白粮；吃菜，蔬菜都是打了剧毒农药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时时刻刻都要防骗、防假、防盗的危险环境中。
在这种环境下，人人自危到了毫无真正安全可言的危险境地，以至于国人的人生安全系数降到了中低度以下。
如此等等，此足见中国百姓生活之苦。
所以，我们说“我爸是李刚，百姓更难当”，这一难，难在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
中国百姓第三难，自我关系之难，即信仰之难。
中国百姓自我关系之难，难在信仰。不仅缺乏主导信仰，主导信念，主导价值观，而且，不能正确认识自我。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制约，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臣民意识深入人心，因此，中国百姓很少在心理上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在自我心理健康方面，或多或少，都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国民，80%以上属于带有小农意识或臣民意识的群体，5%以上属于带有市民意识的群体，只有5%以下属于带有公民意识的群体。这种社会群体分布，最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在于个体心身的分离，自我意识的小农、臣民和小市民化，以至于自我关系矛盾重重。
所以，我们说“我爸是李刚，百姓更难当”，这一难，难在中国百姓的自我心理不健康。
以上所述，仅仅是中国百姓生活之难的一鳞半爪，斑斑点点而已，百姓虽无以往三座大山之苦，也是艰难重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止笔于此，留待有志于此者善加补充。
2010年10月26日
[新京报网]
从“公子“衙内”异同谈“官二代”拼爹
“公子”和“衙内”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官宦子弟。平头百姓之间说客套话，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公子”，那是当不了真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公子”一词含褒义，至少是中性词。而“衙内”，贬义味道十足。
追溯这两个词的历史渊源，二者也区别甚大。在春秋时期，“公子”特指各诸侯国国君的除太子外的其他儿子，而公子的儿子则叫“公孙”。到战国时期，国君的儿、孙都可以叫“公子”，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所在国的国君。再到后来，“公子”的内涵又扩大了，达官显贵的儿子都可称“公子”。
但被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还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如明末四公子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就是这类人物。
“衙内”这个词是从“牙内”一词讹转而来的。古代“牙门”也叫“辕门”，指军营之内。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兵者要时刻提防手下的将士造反，所以宿营的牙门之内，由本家族的子侄辈带领亲兵拱卫。后来，文官在衙门内的子侄辈，也一并称为“衙内”。这种“衙内”，多半是依仗父祖辈的权势，干欺男霸女、凌辱细民的勾当，为世人所不齿。这类物种在中国传统戏文和话本小说中很常见，最有名的当属《水浒传》中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
中国从唐宋以后，靠科举出仕是正途，虽然正途出身的文官，混蛋也不少，但毕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自己和教育出来的儿子哪怕再坏，表面上还不敢过于飞扬跋扈，否则就会被士林耻笑。比如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其贪腐之程度，有明一代，可以排进前三名。但严世蕃这人，聪明机警，自负乃天下之大才。书读得很好，皇帝写给他父亲的指示，其字外之意，他理解得最精准。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可以说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开始与其他人“拼爹”。因为家庭的财富、父亲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对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选择何种职业、能利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创业，影响甚大。即使在今日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公平的欧美，出身政治豪门的布什，和遗腹子克林顿相比，其从政可资利用的家庭资源要强得多。更不用说几千年来家国同构、家庭家族资源极为重要的中国了。对多数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家庭来说，如何教育儿孙、避免儿孙中出纨绔子弟，一直是个莫大的课题。至今如曾国藩教子之道，仍然被世人推崇。
正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官僚层崇尚文教，文官的儿孙明目张胆地“炫父”、胡作非为并不多。读书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讲艺术的，他们会巧妙地利用父辈的关系，拜见年伯、世兄时，一定会态度谦恭。如明末侯方域写信劝说他父亲的门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辞是何等的优美。李鸿章因为其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必须承认，这和李鸿章的才具是分不开的，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其父亲的同年如何提拔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而且，当时由于有科举这个刚性门槛，大官的孩子如果考不上举人以上的功名，仕途是很难的，因为捐班———即花钱买官衔，一般做不到大官，且在官场上被人瞧不起。
有些公子利用父亲的权势，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就成了后世传颂不断的佳话。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利用父亲的名望结交各路英豪，致力于变法维新。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在其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辅佐其父大办新式教育和实业，使历来封闭守旧的湘省一跃成为变法风气最浓的省份。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甲出身的大官，都不会出不肖子弟，有些人的子弟同样会公开“炫父”，其父亲的下级为了拍马屁，就会想方设法逢迎这类衙内。如明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进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浙直福建军务，在东南一带抵御倭寇。他的儿子曾来到海瑞当县令的淳安县，嫌驿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驿丞。———这就是典型的仗势欺人。海瑞将这位威风八面的衙内捆绑起来交给胡宗宪，说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乡骚扰驿站。因为像大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公子。———铁面海瑞是官场异类，但海瑞这番话让胡宗宪只能哑巴吃黄连，说明当时官场内谁家孩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张扬招摇是很丢人的事情。那个时代，容易仰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多是级别不高的恶吏、地方土豪或者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武官的儿孙。如明朝天启年间的“缇帅”许显纯———即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他爷爷是驸马，也就是说他身上有皇帝的血脉，从小不好好读书，斗鸡走马，寻花问柳，是薛蟠一类的人物，最后只能弄了个武进士出身。后拜在魏忠贤门下，是残害东林党人的第一杀手。后来崇祯即位，铲除阉党，他也被斩首了。
一个时代官僚阶层子弟的行为和公关形象，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时代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的重要指标。
◎十年砍柴 知名网友
[南方都市报]
为何没有权力部门找赵作海“帮忙”
因被误判为“杀人犯”而蒙冤入狱的赵作海，出狱获得国家赔偿后，现在当上“公民代理人”，免费为一些找他帮忙的维权者喊冤打官司。他自称，以他的经历，进了法庭，至少能给法官一个警示作用，警示法官不能出冤案（《新京报》10月30日）。
民众想找赵作海寻求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门是不是也可以来找赵作海“帮忙”呢？
现在，有些部门机关往往会请一些入狱的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来加强对干部职工的警示教育，其实，也可以请现在的赵作海来给机关干部、尤其是在执法执纪岗位上的机关干部们经常上上课，讲讲一个当年蒙冤入狱的公民的痛苦历程，讲讲在执法办案中究竟应该如何尊重公民权益、尊重法治精神，有哪些值得吸取的教训，等等。这对于机关干部来说，同样“至少能起一个警示作用”。
普通公民懂得积极寻求赵作海的帮助，而权力部门却很少来找他，没有发现他的“价值”和“作用”，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寻味。它说明，面对蒙冤昭雪的赵作海，尽管国家已经给予他赔偿，但权力部门还没有真正懂得如何正确去面对他。在有些执法者看来，“赵作海”带给他们的似乎是“耻辱”，因而会选择刻意回避他；在有些执法执纪者看来，“赵作海”则不过是个侥幸昭雪的普通人，因而会不经意地忽视他。
我希望，有关方面在向赵作海做出赔偿和道歉后，更重要的是从赵作海一案中吸取深刻教训和警示，让“赵作海”帮助自己提高执法执纪水平，维护法治公正，而不是在赔偿完毕之后，就此把“赵作海”遗忘。
□邓清波（职员）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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