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赵作海因为警察及司法机关的构陷，被处以杀人罪身陷囹圄。蒙冤坐了11年牢狱后，真凶出现，他才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获释。目前，有关这起冤案中刑警队使用酷刑逼供的审判尚未开庭，而赵作海已经转变角色，使用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帮助别人打官司。他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新使命：“公民代理人就是别人跟我喊冤，我去法院帮他说说。我给他们壮壮胆子。”

　　迄今为止，在赵作海代理的案子中，有一次得以在法庭上讲了话的，而在上海的一起官司中则因代理人名额已满，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只好悻悻然地旁听了庭审。赵作海最近又到北京帮扶别人的冤案。他似乎并不排斥从阶下囚到一名讼师的转变，他认为自身受难的经历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更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更多人。媒体对他的评论也多在谨慎的欢迎中难掩悲观。

　　像赵作海这样蒙受司法不公的还有其他人，他绝非中国式冤案的唯一的典型人物，但另外的人都选择了隐居生活。独有赵作海有意无意地继续留在舆论视野中。虽然与初期爆炸式的曝光率不可比拟，但赵作海目前仍能收获采访和见报机会。而他被寄予公民代理人的厚望，当然也与这层关系不可分割。实际上，无论承认与否，赵作海及他的委托人都在利用他声名的红利。

　　赵作海的声名是媒体一手制造的，如果让他做代理人，就可以将特定的案子与赵作海的曝光机会联系在一起，获得大众间接的关注，从而借助舆论关注给法官施加压力。尽管这是一个效果难料的焦点置换过程，但对那些被折磨得心力憔悴的人而言，赵作海无疑是一根可资借用的“稻草”。请来赵作海，就是要壮胆色、求影响，哪知道这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徒劳。

　　妄自揣测赵作海做代理人的动机或许不恰当，那只能从他的表现上一探究竟。坦率地说，当以公民代理人身份参与庭审，并且得让别人预先告诉他台词时，赵作海实质上在庭审中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此时，他参与的只是某种表演，暗示某种存在，暗示着他可能引发的强度模糊的媒体关注。不确定就在这里出现：如果媒体不再报道赵作海，他将一无所有，再无涉入法庭的资本。

　　没有了惊悚的故事，赵作海也就落入了平常，没有了新闻价值，媒体从来不惮于表现冷酷的遗忘。事实上，赵作海的舆论热度已经大幅度降温，他在悲剧阶段所积累的声名呈现出急剧向下的颓势。无论是那些病急乱投医的委托人，还是他本人，包括零星报道的媒体，现今只不过都在消费赵作海最后的红利。而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赵作海名声的红利势必要耗尽。

　　赵作海本是极端案例，由此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他改变的新身份显现了一个矛盾的处境：如果法治昌明，也就无需抬出赵作海这面羸弱的旗帜；而如果司法腐坏，法治基础损毁，赵作海也无法带来正面的挽救作用。只消一问：那种曾陷他于死地的腐败因素消亡了吗？如果司法体制不能输出公义，公民代理人赵作海还会再次失败，就像他11年前那样。

　　过去的赵作海见证了致命的司法缺陷，如今又被别人寄托了艰巨的理想，这是他不能承受的重量。根据赵作海的新任务和旧缘由，在逻辑上推导出悲凉的结论，比如他被弃用，或表演终结，由此也暴露出真问题。让人纠结的莫过于，从而今赵作海活动的背景中折射出人们受制于现实的困境，也反复证实那些让法律回归正常状态的期待。这期望屡屡受挫，却又始终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