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 檀

　　极左与极右是摇摆的两极。当一个民族经常选择极端思考方式时，说明这个民族缺乏理性的思考精神，在制度架构中缺乏公开公平的博弈平台。所有这一切，在中国追求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百年近代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建立基本共识非常重要，经济领域的理性与建设性的制度建构是核心。只有每个公民拥有保障自己利益的救济渠道、只有每个公民的财产权在法律的庇护下安全可靠，才能彰显法律的独立性与市场的高效率。

　　近日，吴敬琏先生再撰文《极左极右都危险》(原载《中国改革》第11期，昨日南都社论版转载)，文章客观地承认了中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指出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其次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导致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要补充的是，随着货币宽松时代的到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差距成倍扩大，华尔街金融家年末动辄几千万美元的分红是金融时代不公平的典型象征，到次贷危机之前达到极点。其他的原因包括劳资双方谈判权利不对等，前者维权困难重重，而农民收入过低除了农业附加价值不高之外，主要是因为农民无法从土地产权的交易中获利，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排除在利益链条之外。

　　所有这一切脏水都不应泼到市场的头上，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权贵经济，市场并不意味着为提高效率可以侮辱法律，事实刚好相反，为了市场的效率，我们必须建立相对公平的制度，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城市建设大多依赖于卖地收入，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土地使用权拥有者议价能力越强，则城市建设效率越低。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彻底漠视土地使用权者的利益，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最终社会将支付高额的总体成本，这一成本表现在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

　　此时，需要排除极左极右的煽动性思维，在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做一个平衡：被拆迁者的物权理应得到《物权法》的保护，政府尽快出台《拆迁条例》。如果按照规则，某一区域80%的居民同意拆迁时，最后的20%必须服从公众的利益，规则力量就能在多数民意的支持下顺利介入。如此一来，各方面的利益通过公开的博弈得到了维护，社会总体成本将因此而下降，系统性的风险被大大化解。

　　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

　　2001年11月到2002年4月，在安然、世通等大型公司暴露出惊天财务丑闻之后，美国资本市场损失了7万多亿美元的市值，彻底打击了包括美国在内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为重塑投资者的信心，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参议员萨班斯和众议员奥克斯利联合提出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对公司治理、会计师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严格要求，并设定了问责机制和相应的惩罚措施。

　　该法案对公众公司欺诈行为和高管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是史无前例的。法案第906条款规定，CEO和CFO在明知公司向SEC申报的包括财务报表的定期报告有不真实的财务信息的情况下仍签署书面声明，将被处以可高达100万美元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如果属于“有意欺诈”性质的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将被处以可高达500万美元罚款和上至20年的监禁。

　　很多人幸灾乐祸地表示，由于财务与监管成本大幅提升，美国将因此失去全球优质上市资源。他们忘了反过来思考问题，当一个市场的信用被投资者信赖，进入市场就意味着获得了信用证，市场内部的运作将更加高效、摩擦更小。中国的许多公司将在美国上市视作信用的荣耀之环。当然，次贷危机表明，美国对货币、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

　　中国市场处于十字路口，未来的制度选择至关重要。反对极左与极右，走中间道路就意味着以坚强的意志促进改革，建立理性思考的习惯，坚定地捍卫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这体现在每个经济改革的技术细节的改良上，更体现在纳税人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坚持上。

　　当理性的、坚定的声音越来越多，吴敬琏先生所担心的暴君与暴民的治乱循环才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

　　(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

　　文/刘洪波

　　发改委专家又有高论。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表示，中国要想成为强国，必须有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这是在“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谈论物价时刘福垣的意见。中广网原文引用的一段话，简短有力，谠论大势之丰采，可堪瞻仰。

　　发改委刘专家的物价形势判断是“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发展安排是，“每年3到5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 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三高”之论，接之而出，显示“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之宏旨。

　　通货膨胀，说的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比率高低，标示轻重程度。我们有通货膨胀，这只需看CPI指数即知。不知“没有通货膨胀”，是何依据。物价上涨是否拉动内需的政策带来，这是一回事；政策产生的物价上涨不算通货膨胀，经济学不支持这样的解释吧。

　　接下来是怎样安排发展了。按刘专家的安排，生活真是不错。物价每年涨一点，GPD每年多增一些，工资再多增一些，加上钱的国际价值每年也增一些，有什么话说，岂不正像我们从小就念叨的那样，“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且外带着在国际上扬眉吐气？

　　不过，经济是不是会听从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一个问题。例如物价，今年本来是安排了的，上升3个百分点，现在得承认要突破吧，当然，离刘专家的高限5%还远。G DP呢，也不好说，有时年增十几个点，有时又要“保八”。

　　工资，也就是“人价”，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刘专家的意思是工资比G D P每年增速多一半，这听起来很美好。实际情况是，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速，“人价”占GDP的比例也在下降，历年累计的材料是如此。前几天，统计数据又表明，恩格尔系数在回升，居民拿更大比例的收入来支付日常生活必需，幸福感在下降。

　　想成强国，必须“三高”，完全是颠倒因果的忽悠。国不在强不强，在发展不发展，发达不发达。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是显在的事实。然而，这不等于说，一个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来实现发达。三高是发展呈现的一种结果，而非实现发展的途径。看到物价高则心喜乐从，估计找遍全世界，唯中国“发改委专家”而已。

　　发改委专家王建，前时刚刚纵论“须随更高物价上涨率”。发改委专家刘福垣，再论“想强国，须三高”。前者表达“为经济而承受涨价”的主张，虽不近人情，尚可理解为“代价论”；后者更进一步，高物价不能看成代价了，而是国家强大的表征，应如见猎心喜一般，欣然追求。

　　今年两年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5000元，发改委专家杨宜勇起而反对：中国人普遍爱装穷。类似的奇谈怪论，如今固然从不稀缺，但“发改委专家”之类，专事机构发言特别是专事权力机构发言的工作者最有量产奇谈怪论的能力。例如税务局专家，言必称税负不重，税负痛苦指数太夸大，只差说“中国的税负幸福指数高”了。例如财政部专家，见财政收入年增30%以上，仍然会说继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有必要又有空间。

　　至于发改委专家，就更加优秀，涨电价称为“增进节能意识”，涨油价必称“油价仍未到位”。但凡涨价的事情，只要“发改委专家”出面，无不涨得合理。现在我们知道，涨价推高物价，原是在追求强国目标。

　　“发改委专家”，正在变成令人胆战心惊的称号。“三高强国论”的底牌一亮，多少人见之惊魂！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