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1-07
新西兰部长公款买酒被迫辞职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新西兰房价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是最低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是下届总理最热门的竞选人之一。但在今年2月5日,他用公款1000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5200多元)购买两瓶酒被媒体获知,被连篇累牍地报道出来,一下子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希特利,马上退还了两瓶酒的钱,还向公众做出深刻的道歉和反省,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11月6日羊城晚报)
这位做出很大政绩,很被民众看好的“高干”,最后就是因区区两瓶酒不得不辞职,实在让人可惜。在可惜之余,笔者注意到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在公款购酒时,希特利是多么慌张,他“手里拿着信用卡,仿佛在做贼。他用眼睛向四周一瞟”,“手在微微发抖,脸涨得通红,额头还渗出丝丝汗珠,眼睛不敢正视别人”。在报销时,还是那么紧张,“脸色苍白,虚汗直冒”。
看到了这样的细节,不得不想到了我国的一些贪官。在很多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很多贪官开始腐败的时候,和希特利一样的,整天担心,吃饭吃不好,睡觉睡不香。可是后来改变了,贪污受贿再多也不害怕了,感觉到理所当然。这说明人的腐败,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反腐的时候,应该把开始作为重点。正如希特利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如果不对他采取措施,那么他很有可能就像我们很多贪官一样,由开始腐败时的紧张发展成理所当然的腐败,由小贪污变成大贪污。
但是在新西兰这样的发展没有变成现实,而是很快地被发现,被惩处。这样的惩处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有很大的教育。试想一下,一个人就是因为用公款购两瓶酒而不得不很快地辞职,那么谁还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腐败呢?我们的一些贪官为什么敢冒风险,就是因为很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发现,就被查处。
第二个细节是审计人员发现有问题时,审计得认真。审计员发现问题时立刻把这一重大发现向审计长作了汇报,审计长听了,并没有因这是两瓶酒的问题而放过,相反的却认为这是严重的问题,还成立了调查组。也许在我们国内,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题大做,这样的零容忍,才使一些官员不敢腐败。
从这样的细节中,我们还看到审计人员的认真、独立。现在我们一些干部之所以敢贪污受贿,是因为缺少审计监督,特别是对政府吃喝公款的审计,我们看到在新西兰房屋部长公款购两瓶酒这件事情上,在部长报销后一周后就审计了,而且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从而很快地发现了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西兰房屋部长因公款购两瓶酒而辞职,在带给我们震撼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启示。希望这样的启示能对我们反腐有所帮助,从而使我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 □肖华
[南方都市报]
冲破现行利益格局收入分配改革才有希望
媒体报道,近日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传来消息:针对人大代表和社会舆论反响强烈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发放随意性大、缺乏法律依据问题,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并在方案出台后积极开展相应立法工作,同时对高管年薪以及垄断行业职工工资过高问题,人保部也将会同财政部、审计署等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规范,在工作取得一定经验后,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作为下一个5年的五大目标之一。其中与此相关的一段表述,“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更被广泛解读为充分展现了执政党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决心。
收入分配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已经是并不新鲜的社会共识。但具体怎么改,从哪一点着手最有效果,却需要慎思明辨。从前几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到现在针对垄断行业高工资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发放无序等问题“动刀”,改革的思路已经呼之欲出,即先从最难的改起。这样一种思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央企上缴红利”、“遏制垄断行业高工资”,向来是民意汹涌的焦点,却又在多年的改革动议中迟迟其行,在公众经验中堪称收入分配改革领域中最难啃的三块“硬骨头”,现在先从最难的改起,就好像战场上的“擒贼擒王”,如果精心谋划进展顺利,收入分配改革的其余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但既然被公认为“最难”,欲将其化解自然也必须将解决过程中的种种明险和暗礁一一考虑在内。“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央企上缴红利”、“遏制垄断行业高工资”,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中为什么最难触动?无非因为围绕央企、垄断行业、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当下已经形成了相当坚实的利益格局,格局一旦固定,打破必然困难。而这种利益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又因为此种格局中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拥有非同寻常的话语权和博弈能力。依此逻辑推论,各方话语权、博弈能力如果没有变化,则现行利益格局很难被冲决,现行利益格局很难被冲决,则任何初衷良好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哪怕这种方案会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也有被扭曲乃至杯葛的危险。
指出难点,当然不是要消极对待改革,而是一种未雨绸缪。抱定决心,认清困难,坚决推进,再凶恶的拦路虎也不足以阻挡我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当前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固然可以认为我们不差决心,但同时也要注意一些杂音的干扰。有一种论调就认为初次分配应充分市场化,我们正在稳步推进的一些收入分配改革措施有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嫌疑。此种论调高扬“市场”的大旗,颇具诱惑力并无法自圆其说。作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如果初次分配严重不公,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即使有税收调节等各种武器,也难以扭转大局,这早已为近几年的社会现实所验证。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改革,不过是对以往伪市场机制的矫正罢了。即使企业亏损,高管天价年薪岿然不动,类似种种怪象,谁敢说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然结果?
就像“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众多改革一样,收入分配改革恐怕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要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目标,仅靠政府督促是很难奏效的,还大有必要通过立法,在货币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资本所有者之间建立相对平衡的关系,即使这种平衡可能打破,其中一方也要不失自我救济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既要对现行利益格局有清醒认识,又要有冲破利益格局的决心,更要辅之以果断而坚决的行动,公众也才能真正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
[南方都市报]
谁给了县委书记超越宪法的权力
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近日因为质问著名学者于建嵘“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而在网络世界迅速蹿红。于建嵘接着曝光,这位县委书记还对上访者立下一条规矩: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媒体已经证实,陈晓平确实在8月31日该县维护社会稳定集中整治月活动暨政府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讲过这样的话。
这样的县委书记已经变成了土皇帝,国家的宪法、法律在他眼里就是废纸,他把自己看成了当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立法者。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信访法》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按照该法第四十七条,信访人违反了有关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没有提及罚款,也没有提及劳教。另外,《信访法》从来没有规定,到北京上访属于“非正常上访”。也就是说,万载县委书记一个人随随便便地制定了一套法律,这套法律在宪法、法律之外,甚至与之完全背道而驰。但很显然,在万载县境内,真正有效的正是县委书记制定的这些法律。这位县委书记就是典型的土皇帝,在他所统治的范围内,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就是法律。也正是借助这些法律,这位县委书记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强制性拆迁。
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万载县。暴力拆迁导致民众自焚的江西宜黄县委书记是这样的土皇帝;一声令下拆除成百上千个村庄,强迫农民集中居住的山东诸城市委书记也是这样的土皇帝。
经济学家解释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多归因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其实,这种所谓的“竞争”的主体,不是别人,就是在本辖区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一个个地方土皇帝。他们可以超越宪法,无视民众的财产权,利用自己掌握的强制力,强迫拆迁居民房屋、征收农民土地,污染农田河流,压低劳工工资。面对这些侵害,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申诉或者司法救济,基本上失灵。
民众本以为可以保障他们权利、利益的宪法、法律,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为废纸。民众只有走上上访这样一条没有希望的希望之路。这些土皇帝则用自己的土法律对付这些上访者:为上访者办学习班,把上访者当成精神病人予以禁锢,与保安公司合作截访,或者像万载县委书记所宣告的那样,干脆处以拘留、劳教,等等。
按照宪法设计,中国本来应当属于中央集权国家,为什么竟会出现宪法、法律在地方失灵的局面?古人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秦以来的政府架构存在严重缺陷,其中一项就是单独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约束基层官员,但由于上级官员的政绩依赖于下级官员,于是,监督很自然地就蜕变成为合谋,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基本失灵。除此之外,又没有其它监督机制,比如,没有民众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监督。结果,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成为一个权力自足的土围子。
政府内部同样缺乏民主机制,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也就成为主宰一方的土皇帝。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而不会遭遇制度化的监督、制约。其结果是,全国性宪法、法律在地方经常无效,地方长官的意志变成最高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让中央集权体制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叹息,说明的正是这一现象。
这些土皇帝在宪法、法律之外制定的稀奇古怪的土法律、土政策,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一增长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增长是以广泛而严重地侵害民众权益的方式实现的,也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民众的上访、伴随着群体性事件,总之,好看的增长伴随着统治的正当性的流失。维稳体制应运而生。这种体制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实际运转的结果却是强化了土皇帝们的权力。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害民众权益,结果,社会秩序更加不稳。
种种社会迹象已经表明,立刻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控制土皇帝的权力,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
[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