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公示上访者等“暴力示众”事件，引发各界批评，当地官方往往辩称是执法公开，增加透明度、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云云。

　我们有必要辨析一下几类示众的对错边界：一是公处、公捕，比如公开处理小姐；二是公审公判，有人提出只是把法庭搬到了体育场或广场，搬到了田间地头，是司法公开，不是羞辱；三是记者的摄影机进入法庭，算不算公示；四是监狱公开，允许民众参观，算不算公示和羞辱罪犯。

　法治国家为防止公权力暗箱操作损害人民利益，设计了一系列的信息公开制度，例如公开的议会辩论，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的审判、司法文书等，以及自由的新闻、出版业等，使得政府行使权力始终处于尽可能公开状态。

　但正如公开行善和公然作恶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只是公开，“行政公开”和“暴力示众”也只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公开”。同样是公开，有的公开是保护公民权之所必尽义务，有的公开则是践踏人权之肆无忌惮。

　1 怎么看待公处小姐、监狱公开？

　任何故意的“执法示众”“狱政参观”等均为越权，均为违法行为

　由于政府不享有任何人格性质的权利和自由，因此，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公开对于政府来讲是一个基本原则。公民不同，公民除了某些关涉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公开之外，还享有许多不可剥夺的私权，比如隐私权。

　因此，公权力在行使权力时，严守公开公正基本原则的同时，尊重权力相对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样重要，权力相对人因其违法行为失去某种权利或自由，并不意味着要失去其他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剥夺任何个人的人格性权利。

　各种不同职能的权力，权力属性的差异导致其因公开而产生的效应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国外的议会辩论公开，公开的是议员们自身，也就是立法权本身的公开，并无社会组织和公民作为权力相对人在辩论中出现。即使辩论内容是围绕着某个组织或公民的，也只是在言辞中出现权力相对人，其本人并未直接现身。只要议员们在辩论中不出现过于严重的冒犯性表达，权力相对人的人格性权利就能一直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

　行政权不同于立法权，它是在面对社会和公民时最直接、最暴力的一种国家权力，正因为如此，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人格性权利就变得十分重要，并且常常需要在有效执法与保障公民权之间寻求某种均衡，以达到既保障行政权的执法效率和执法准确度，又能有效制约限定行政权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至于侵犯行政相对人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绝大部分法治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及其类似法典。

　例如，治安警察处理治安案件时，从接到公民报警时的记录到巡警接警、询问及笔录、作出处理决定，给出处理公文，都有一个法律程序。再如，政府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决定，从依据职权主动发出拆除通知、申辩的时限、限时不拆的后果告知等，也都有明确的法律程序。

　《行政程序法》及其类似法律就是从上述以及更多类型的行政执法案例中，抽象归纳出一般执法步骤、程序、方式等内容，确立普遍的执法常规模式，使得行政权和行政相对人都有章可循。以此全面、尽可能规范的方式约束行政权，同时保证行政权的执法效率，免其执法恣肆，亦免其执法懈怠，从而既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又免其肆意妄为践踏人权。

　即使当代中国还没有《行政程序法》，但无论是《治安处罚法》、《交通法》、《行政复议法》以及更多的含有行政程序的行政法规中，都不存在关于行政执法应当“示众”的规定，这正是普通行政法尊重和保护行政相对人人格性权利的表现。

　法学上有一条各法治国普遍遵循的基本公理：对于公民以及非公权力执掌者，法无禁止，即为权利，而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即为禁止。为此，英国法的行政法学领域，有“行政权违法只有越权而无滥用”之说———既然是权力就不可能被滥用。

　以上述法治公理论，任何故意的“执法示众”（因情况紧急及执法地点的公共性导致的事实示众不在此列，但执法者亦应尽可能尊重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例如给相对人戴上头套）“狱政参观”等均为越权，均为违法行为。

　2 怎么看待公审公判、电视直播？

　无论法庭公开到何等程度，任何独立法官都不会允许对被审判对象任何有损其人格的对待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过程中如何既保护司法公开又保障当事人权利（包括人格权），往往取决于法官在法律之下如何具体行使司法权，涉及法官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开的理解，也涉及个体法官对司法共同体职业伦理的遵循。

　由于司法独立是法官审判的独立，不同的法官往往做法差异很大，虽然原则不变：履行司法公开的义务，保障当事人权利。例如，辛普森案，刑事司法过程几乎达到最大限度公开，而民事司法则法官禁止一切音像设备进入法庭。

　但在尚未独立的国家，许多人还很难理解这种遵循原则基础上的差异———无论怎样的差异，任何独立法官都不会允许对被审判对象任何有损其人格的对待。因此，在司法独立的国家，无论法庭公开到何等程度，通常情形下，这种公开不但不会支持“暴力示众”，而且法官会以一系列的法庭纪律防止“示众”效应。

　一些地方遗忘了基本的现代文明准则，对信访公民进行暴力打压，本已违法，还进一步以“暴力示众”羞辱当事人、恐吓其他访民、鼓励人性的残忍，应受法律惩处。

　3 怎么看待“暴力示众”文化？

　取消残忍的羞辱性的“暴力示众”，转化掉人性中残忍的成分

　法国诺奖（1921）作家法朗士以大革命暴政为背景的小说《诸神渴了》，最后有一段写到陪审员甘墨兰被处死行刑示众的场景：

　“三个法官坐在那儿。什么都没有改变：斧子，权标，糊墙纸上的红帽子，法庭上的那些结绒线的女人对将要去死的人的咒骂，还有热心的挥着手里的杀人的文件……从前骂那些被甘墨兰和他的同事送上断头台的阴谋家、贵族、激烈分子、宽容分子的，就是这些女人。”

　这样的场景当是国人尤其是上了点岁数的国人极为熟悉的。改革开放前，公共权力针对部分国民的暴力行动，其示众现象，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枪毙还是批斗。近年来，这种现象也还时有发生，如“公判大会”、“公捕大会”，以及“小姐游街”等。在前现代，不惟中国，世界各国都存在普遍的围观行刑等“暴力示众”现象，它有着普遍的制度、文化尤其是人性基础（人的天性里就有嗜血的一面）。

　制度与人性不是良性互动，就是恶性互动，现代文明世界的通则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为此，相应的制度就逐渐取消了这种残忍的羞辱性的“暴力示众”，也就逐渐地转化掉人性中那些残忍的成分。

　但愿掌权者能有这样的基本文明意识，守住基本的文明底线。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